“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全文通过子产授政、大叔用宽以及孔子的评价，阐明了为政应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是郑子产执政二十多年内政外交的经验总结，也是先秦儒家对历史政治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后来，它便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文章观点鲜明，层次清楚，结构完整；善于运用通俗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塑造了子产、大叔、孔子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一篇颇具文学色彩的历史短文。

晋齐鞌之战齐军败绩，齐国佐奉命出使求和，但面对郤克得苛刻条件，他从容不迫逐条驳斥，并且用齐顷公的口气——虽然国君已经交代有最后的底线，但并未如此明晰地表态齐国尚愿一搏——若无和解的可能，则破釜沉舟奉陪到底！这十足底气，只能源于齐国的实力。这是国佐​外交最坚实的后盾。但是他说辞的逻辑无懈可击，果然是不辱使命！

照吕相的说法，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岂止断交，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言辞的力量。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乔姆期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没有像福柯那样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也没有像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的人，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懂得力量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同时，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凭直觉把人心、人性摸了个透。因此，他们悟出锋利，有含蓄深沉；指向明确，又无所不包；温文尔雅，却又处处逼人，把言辞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再淋漓尽致了。

他们达到的效果，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方的说成圆的，错的说成对的，反的说成对的，大的说成小的，小的说成大的，让听者确信不疑，确信说者对了，自己错了，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等明白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逻辑上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让对手无法摆脱语言的罗网。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巧舌若簧，天资聪颖，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计。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阅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无所不晓，博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随机应变，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乐，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起猛攻，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此外，还要借助权势，以某君主、某实力派人物、某名人为靠山，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居高临下地、游刃有余地进行表演。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古人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平时用酒肉钱物蓄养各色人才，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到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如今的一些大款们，也可以学学古人的这种远见卓识，有余钱时，收养一些特殊人才，到时候就会受益无穷。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吝惜钱财，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的得失。胸有鸿鸿鹄之志者，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不过，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或者叫优秀演说家、辩才的时代。人们都很忙，或者忙于发财，忙于出名，忙于做官，忙于出国，或者忙于生计，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殊的艺术才能。再说，现在的人更讲实际，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头骗子和“厚黑学”家们，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发横财，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烦，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首先，他们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的亲娘，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背叛主子。其次，他们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天赋、技艺、精力，有时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坑蒙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对自己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

两相对比，说客与骗子、厚黑家的本质区别，便以一目了然了。

多读一读纽约时报等等西方主流报纸的文章，感受一下现代记者的语言力量，看一看他们那些支持“藏独”“东突”报道，简直将语言的模糊性运用的炉火纯青。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们就是在撒谎，让你具体指出来却突然发现有百口莫辩的感觉。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那些“党的喉舌”几乎永远只会鹦鹉学舌！

照吕相的说法，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岂止断交，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言辞的力量。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乔姆期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没有像福柯那样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也没有像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的人，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懂得力量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同时，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凭直觉把人心、人性摸了个透。因此，他们悟出锋利，有含蓄深沉；指向明确，又无所不包；温文尔雅，却又处处逼人，把言辞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再淋漓尽致了。

他们达到的效果，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方的说成圆的，错的说成对的，反的说成对的，大的说成小的，小的说成大的，让听者确信不疑，确信说者对了，自己错了，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等明白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逻辑上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让对手无法摆脱语言的罗网。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巧舌若簧，天资聪颖，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计。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阅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无所不晓，博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随机应变，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乐，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起猛攻，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此外，还要借助权势，以某君主、某实力派人物、某名人为靠山，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居高临下地、游刃有余地进行表演。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古人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平时用酒肉钱物蓄养各色人才，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到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如今的一些大款们，也可以学学古人的这种远见卓识，有余钱时，收养一些特殊人才，到时候就会受益无穷。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吝惜钱财，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的得失。胸有鸿鸿鹄之志者，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不过，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或者叫优秀演说家、辩才的时代。人们都很忙，或者忙于发财，忙于出名，忙于做官，忙于出国，或者忙于生计，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殊的艺术才能。再说，现在的人更讲实际，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头骗子和“厚黑学”家们，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发横财，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烦，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首先，他们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的亲娘，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背叛主子。其次，他们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天赋、技艺、精力，有时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坑蒙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对自己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

两相对比，说客与骗子、厚黑家的本质区别，便以一目了然了。

多读一读纽约时报等等西方主流报纸的文章，感受一下现代记者的语言力量，看一看他们那些支持“藏独”“东突”报道，简直将语言的模糊性运用的炉火纯青。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们就是在撒谎，让你具体指出来却突然发现有百口莫辩的感觉。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那些“党的喉舌”几乎永远只会鹦鹉学舌！

照吕相的说法，秦国及其国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恶不赦了，岂止断交，就是亡国灭种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言辞的力量。他们没有象索绪尔、乔姆期基等人那样发明出一套深奥的语言学理论，没有像福柯那样专心研究话语同权利的关系，也没有像六朝时期的佛典翻译家和文学家那样专门研究过语言问题；但他们是天才的运用言语的人，是天才的演说家和雄辩家。他们凭天赋悟出了言辞，懂得力量说话的艺术和利用言辞的技巧。同时，他们也是天才的心理学家，凭直觉把人心、人性摸了个透。因此，他们悟出锋利，有含蓄深沉；指向明确，又无所不包；温文尔雅，却又处处逼人，把言辞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再淋漓尽致了。

他们达到的效果，是在不经意之中自然而然把白的说成黑的，方的说成圆的，错的说成对的，反的说成对的，大的说成小的，小的说成大的，让听者确信不疑，确信说者对了，自己错了，确信真理和道义在说者手中，而不在自己一方。

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在此前提下，最妙的是不经意和自然而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圈套，等明白过来以后才大呼上当，他们充分利用了语言的张力，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的开放性和遮蔽功能，再加上逻辑上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语言的和思维的种种陷阱，让对手无法摆脱语言的罗网。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说客并非易事。起码的条件是口齿伶俐，巧舌若簧，天资聪颖，脑子灵活，悟性很高，工于心计。还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阅历，天文地理、世事人情无所不晓，博古通今。然后要有心得理素质上的优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随机应变，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心不跳，善于控制喜怒哀乐，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且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起猛攻，夺取心理上的制高点。此外，还要借助权势，以某君主、某实力派人物、某名人为靠山，以此增加话语的含金量和穿透力，尤其是话语的权威性，居高临下地、游刃有余地进行表演。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古人早把这一套捉摸透了。聪明的君主深懂决战不止在战场，平时用酒肉钱物蓄养各色人才，像孟尝君那样养上一群鸡狗盗之徒，到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如今的一些大款们，也可以学学古人的这种远见卓识，有余钱时，收养一些特殊人才，到时候就会受益无穷。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吝惜钱财，不要只盯住眼前一点一滴的得失。胸有鸿鸿鹄之志者，大可以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法宝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不过，现在似乎是一个不大适合培养说客，或者叫优秀演说家、辩才的时代。人们都很忙，或者忙于发财，忙于出名，忙于做官，忙于出国，或者忙于生计，几乎很少有闲暇来培养这种特殊的艺术才能。再说，现在的人更讲实际，更讲直来直去赤裸裸地交往，都讨厌能说会道的花言巧语，把这种专利拱手送给了街头骗子和“厚黑学”家们，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繁忙之中转空子大发横财，而上当受骗的人或者不会厚黑，或者不在乎，或者怕麻烦，几乎不会同街头骗子和厚黑专家计较。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说客们水平固然很高，但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良心，也并非完全不讲道义。首先，他们绝对忠于自己的主子。既然主子出血养了他们，主子就成了“有奶便是娘”的亲娘，即使肝脑涂地，也不会背叛主子。其次，他们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天赋、技艺、精力，有时甚至是生命，都用在维护他们所属的国家利益之上。绝对不会用来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体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教养，坑蒙拐骗使用来对付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对自己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对敌人则在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天赋。

两相对比，说客与骗子、厚黑家的本质区别，便以一目了然了。

多读一读纽约时报等等西方主流报纸的文章，感受一下现代记者的语言力量，看一看他们那些支持“藏独”“东突”报道，简直将语言的模糊性运用的炉火纯青。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们就是在撒谎，让你具体指出来却突然发现有百口莫辩的感觉。相比较而言，我们的那些“党的喉舌”几乎永远只会鹦鹉学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