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由于冬至特定的节气和自然环境，诗人墨客们都会感叹时光与人生，感叹岁末与寒冬，讴歌冬至节。诗圣杜甫《小至》诗中的“小至”，是指冬至日的第二天（一说前一天）。

《小至》写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诗的末二句写他由眼前景物唤起了对故乡的回忆。虽然身处异乡，但云物不殊，所以诗人教儿斟酒，举杯痛饮。这举动和诗中写冬天里孕育着春天气氛的基调是一致的，都反映出诗人难得的舒适心情。

全诗紧紧围绕“小至”的时令，叙事、写景、抒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开篇二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是说冬至后白昼渐长，阳气渐舒，冬至既到，春天也就不远了。作者以咏叹笔调点明“阳生春来”与冬至的诗题紧扣，作为总起。中间两联：“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是分承：颔联，直承首联“冬至”的自然节令特征；颈联，直承冬去春来的景物特征；最后是尾联：“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它以抒情作结。在这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就让儿子取酒来尽饮吧！“事”、“景”、“感”三者烘托，从中可自然地悟出诗人写的只能是“小至”时令，而断非其他什么节候，这正是诗人感受敏锐，立意高远，选材典型，热爱生活的不俗体现，正是：“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了。

在绝句体中，有一种“一句一绝”的格调。即每句写一景，多用两联骈偶，句子之间似无关联。它最初起源于晋代《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唐代作者已不多，唯杜甫最喜运用这种体格。或许是因为他太精于诗律，运用这种绝体，可以因难见巧。他最脍炙人口的绝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糁径杨花铺白毡”“迟日江山丽”等，也都是用这种体格。这些诗的优点不只在于写景生动，律对精切，而尤其在于能形成一个统一完美的意境，句与句彼此照应，融为一幅完整图画。

这首诗写夜泊之景。诗人写月夜，不从空中之月写起，而写水中月影（“江月”），一开始就抓住江上夜景的特色。“去人只数尺”是说月影靠船秀近，“江清月近人”，它同时写出江水之清明。江中月影近人，画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江间月夜美景，境界是宁静而安谧的。第二句写舟中樯竿上挂着照夜的灯，在月下灯光显得冲淡而柔和。桅灯当有纸罩避风，故曰“风灯”。其时江间并没有风，否则江水不会那样宁静，月影也不会那样清晰可接了。一二句似乎都是写景，但已暗示出一个未眠人的存在（第一句已点出“人”字），这就是诗人自己。从“江月”写到“风灯”，从舟外写到舟内，由远及近。然后再写到江岸，又是由近移远。由于月照沙岸如雪，沙头景物隐略可辨，夜宿的白鹭屈曲着身子，三五成群团聚在沙滩上，它们睡得那样安恬，与环境极为和谐；同时又表现出宁静的景物中有生命的呼吸。这和平境界的可爱，惟有饱经丧乱的不眠人才能充分体会。

诗句中洋溢着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热爱，这与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对着“沙头宿鹭”，不禁衷心赞美夜的“静”美。由于他与自然万类息息相通，这“静”与“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的寂静幽独该有多少不同。忽然船尾传来“拨剌”的声响，使凝神睇视着的诗人猛地惊醒，他转向船尾，只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跃起一条大鱼，在夜空中画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弧线后，又潜入水中。

诗的前三句着力刻画都在一个“静”字，末句却写动、写声，似乎破了静谧之境，然而其表达效果恰好相反，以动破静，愈见其静；以声破静，愈见其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陪衬的手法，适当把对立因素渗入统一的基调，可以强化总的基调。这是诗、画、音乐都常采用的手法。诗的末两句分写鱼、鸟，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抓住了江上月夜最有特点同时又最富于诗意的情景，写得逼真、亲切而又传神，可见诗人体物之工。

此诗乍看上去，四句分写月、灯、鸟、鱼，各成一景，不相联属，确是“一句一绝”。然而，诗人通过远近推移、动静相成的手法，使舟内舟外、江间陆上、物与物、情与景之间相互关联，浑融一体，读之如身历其境，由境会意。因而决不是什么“断锦裂缯”（胡应麟）。“老去诗篇浑漫与”，从诗题“漫成”可知是诗人一时得心应手之作，这种工致而天然的境界不是徒事雕章琢句者能达到的。

《南邻》是用两幅画面组成的一道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前半篇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山庄访隐图。

杜甫到人家作客，诗先写这家人家给予杜甫的印象。诗人首先看到的，主人是位头戴“乌角巾”的山人；进门是个园子，园里种了不少的芋头；栗子也都熟了。说“未全贫”，则这家境况并不富裕。可是从山人和全家的愉快表情中，可以知道他是个安贫乐道之士，很满足于这种朴素的田园生活。说起山人，人们总会联想到隐士的许多怪脾气，但这位山人却不是这样。进了庭院，儿童笑语相迎。原来这家时常有人来往，连孩子们都很好客。阶除上啄食的鸟雀，看人来也不惊飞，因为平时并没有人去惊扰、伤害它们。这气氛是和谐、宁静的。三、四两句是具体的画图，是一幅形神兼备的绝妙的写意画，连主人耿介而不孤僻，诚恳而又热情的性格都给画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下半篇又换了另一幅江村送别图。“白沙”、“翠竹”，明净无尘，在新月掩映下，意境显得特别清幽。这就是这家人家的外景。由于是“江村”，所以河港纵横，“柴门”外便是一条小河。王嗣奭《杜臆》曰：“‘野航’乃乡村过渡小船，所谓‘一苇杭之’者，故‘恰受两三人’”。杜甫在主人的“相送”下登上了这“野航”；来时，他也是从这儿摆渡的。

从“惯看宾客儿童喜”到“相送柴门月色新”，不难想象，主人是殷勤接待，客人是竟日淹留。中间“具鸡黍”、“话桑麻”这类事情，都略而不写。这是诗人的剪裁，也是画家的选景。

此诗写皇家的豪华生活。仇兆鳌《杜诗详注》：“此泛陂而志声妓之盛也。”

首联首句“青蛾皓齿在楼船”中的青蛾皓齿指船上的家妓或歌妓。在古代，携妓出游，是所谓“雅事”。青蛾，当时仕女的青眉并不是像后世那样细细弯弯的，而是用青黛涂描得很大，呈瓜子状斜峙，如同两只青蛾，故称。这在唐代的《簪花仕女图》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次句“横笛短箫悲远天”，由于笛声音色高亢哀厉的缘故，古人经常用“悲”之类的词来形容笛箫之声（特别是笛声）优美。例如江总诗：“横笛短箫凄复切”（《梅花落》）。杜甫在七律《吹笛》诗中也写道：“谁家巧作断肠声”。横笛相传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输入长安。唐代笛子横吹，是没有笛膜的。杜甫曾有诗：“晚来横吹好”（《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指即吹奏这种横笛。

颔联：“”明朝颜廷榘《杜律意笺》：象牙作帆樯，此乐府之侈词；锦彩为舟缆，此甘宁之侈事，皆属借形语。这里所说的“甘宁之侈事”，见于《三国志·吴志·甘宁传》：甘宁住止，常以缯锦缆舟，去辄割弃，以示奢（引自《太平御览》卷771）。

颈联出句“鱼吹细浪摇歌扇”的鱼吹，仇兆鳌注认为典故出于《列子》，但查《列子·汤问》，有“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只见“鱼跃”，而未见“鱼吹”。尽管出处未知，“鱼吹浪”后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用法，被清朝杨林兰选入用于教初学者的《声律发蒙》：“落叶缤纷鸟出林，浮萍聚散鱼吹浪”。联系到下句来看，很有可能是当时天气闷热，气压低，所以这时候一些水里的鱼儿连连透出水面吐泡泡（即所谓“鱼吹”），有的还纷纷跃出水面。对句中的“燕蹴飞花”进一步证实了当时的天气状况。因为气压低，当时燕子也就飞得极低，这样才有可能杜甫近距离观察到“燕蹴飞花”。这种气候情况易发生在麦收前后（阳历6月份左右），特别是第一场大雨来临之前。“燕蹴飞花落舞筵”与“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绝句》）的景象很相似，看来当时的燕子准头很好，既能踩到飞花，又能击到飞虫。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对生活观察很细致。杜甫很喜欢燕子，在诗中共歌咏76次，而且又有诗专门写燕子，其中一首为七律。

尾联“”写小舟送酒，用反问句。清朝边连宝指出：“小舟送酒，若用正说，便味短而少力。”（《杜律启蒙》）

此诗颌联、颈联均失粘，是一首拗体七律。不过，此时的作品和杜甫后期（特别是入夔州以后）的有意为之拗体七律意义不同。仇兆鳌《杜诗详注》：“盛唐七律，尚有宽而未严处。此诗“横笛短箫悲远天”，次联宜用仄承，下云“春风自信牙樯动”，仍用平接矣。如太白《登凤凰台》诗，上四句亦平仄未谐，此才人之不缚于律者。在中晚则声调谨严，无此疏放处，但气体稍平，却不能如此雄壮典丽耳。”这反映了七律在刚刚成型的初期尚不严谨，而且杜甫本人当时也处于七律创作的学习阶段。

这是杜甫开始卜居成都草堂时所作。当时，天下大乱，而“锦里”（即锦官城成都）不在乱中，故说“烟尘外”。“江村八九家”，是作者身之所在，是个寥落的江村。颔联“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写景，眼前的圆荷小叶，细麦轻花是在居处周围所见，为下文作铺垫。后面四句，表现为国设想渐远渐荒唐，也渐使人明白：那不过是一种极其无奈的自嘲。杜甫不会真下决心“为农”而“从兹老”，更不会下决心追随葛洪故事去学炼丹砂。这是愤世之言，不可坐实。从“去国赊”可见杜甫始终不能忘怀国事。

此诗是杜甫生活史上一个转变的标志。

这首诗是杜甫写景中的佳作。全诗层次鲜明，结构严谨，更为惊奇的是此诗部分所写只见顿挫而不见沉郁。此诗描写的是农家风光，盛夏作者在农舍邀请李炎畅饮。

“远林”与下文“僻近”相互呼应，说明此处离闹市甚远，幽远深静。并点明李公来游的原因是为了贪凉。此处虽是贫居，但“淳朴”，有“浊醪”，有美景，有乐音，杜甫极力邀请客人留下饮酒，有挽留之意。“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这里写的比较有意思，作者居住此地，知此处有酒，实有“故弄玄虚”之感。下句“”酒从墙头过，展席畅饮美酒，与上句结合，也展现了杜甫少有的浪漫之意。前句很有意思。一来显得是贫居，墙低，故酒可以打墙头递过来；二来也显得邻家的淳朴，为了顾全主人家的面子，不让贵客知道酒是借来的，所以不打从大门而打从墙头偷偷地送过来。杜甫之憎富人，爱穷人，是有他的生活体验作基础的。

杜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特点，而“”而真正让我们惊得恰恰是“惊”字，秋好像人一样知道了客人的意愿，刮起了习习清风，可谓顿挫到了极致。下两句用对偶句描写了林间鸟儿斗架、蝉鸣，为下句铺垫。“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这两句是说：我不禁“苦恼”的埋怨道这些东西吵闹，谁说我的草庐幽静呢？杜甫此时的苦恼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恼”，而是假意的苦恼，这中“苦恼”正是作者得意之处。最后四句是说：因为村野僻远，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来款待客人，只好将此问美好的景色充作留客之物。西家的酒，也许没有了，不能不更想个办法，总之委屈不了你。从这里也显示了杜甫的淳朴、豪爽。

首联“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诗人紧扣诗题，意在言外，写出两层意思，一层是说穷困潦倒，只得餐霞食柏，权且充饥，这是明意。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言外之意，在古人看来，明霞翠柏均非凡俗之物，杜甫此语出自《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实”和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餐朝霞”。表现杜甫虽生当乱世，饥寒交迫，但仍不同流俗，品节高尚。

颔联“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揭示囊空的根本原因。所谓“世人共卤（鲁）莽”，指人多苟且偷安。战乱爆发后，诗人弃家鄜州，奔赴灵武，中途陷于叛军之手，后又因两次直言上奏，受贬去职，但他“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及至贫寒如此，仍然持道守节。这里，杜甫所说的“吾道”，是不愿苟得之直道，忠勇报国之达道。颔联两句，通过对比的手法，将杜甫高尚不俗的品格鲜明地凸现出来了。

颈联“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进而具体写贫状。作者皆从“寒”字来入笔。上句说“不爨”，并非因为“井晨冻”，而是因为无食。严冬季节，却晨炊无米，夜寒难御，可见一贫如洗。

尾联“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点明“空囊”题旨。在写法上，此联出之以幽默诙谐之笔。诗人已是身无分文，贫不自救，却还要强留一钱在空囊之中，以免他人笑话，这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反常。作者正是以这种貌似轻松诙谐的话，渲染自己心里沉重悲苦的情绪。申涵光评杜诗云：“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仇注杜诗》引）。

这首五律措语平实，庄谐间出，颔联以庄语见清操，尾联以谐语抒感慨，相得益彰。而音节拗折，是一首拗律，如首联“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两句，一孤平一单仄，不求谐声；俯首拾柏，柏味甚苦，此句相应多仄声，明霞仰头可餐，其意甚高，此句相应多平声，可谓声情相符。

杜甫作七绝《赠李白》的当年秋天，李白也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诗云：“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中流露出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与杜诗中的“秋来相顾尚飘蓬”句，可以参照。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幸会于山东之时，由于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

此诗表面看来，似乎杜甫在规劝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不要痛饮狂歌、虚度时日，何必飞扬跋扈、人前称雄。实际上，杜诗有言外之意：李白藐视权贵，拂袖而去，沦落飘泊，虽尽日痛饮狂歌，然终不为统治者赏识；虽心雄万夫，而难以称雄，虽有济世之才，然不能施展。杜甫在赞叹之余，感慨万千，扼腕之情，油然而生。遂将自己的愤懑之情，诉之笔端，乃至于运用反诘的语气，发出似在埋怨、实则不平的询问。他的感慨既是为李白而发，也是为自己而发的。

此诗突现了一个狂字，显示出一个傲字。傲骨嶙峋，狂荡不羁，这就是杜甫对于李白的写照。在这首《赠李白》中，正突现出狂与傲的风采、骨力、气度，显示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这正是此诗的诗眼和精髓。它不仅同杜甫歌咏李白的其他诗篇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形象地揭示了李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

这首七绝，沉郁有致，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诘口吻，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清初钱谦益在评注此诗时，独注“飞扬跋扈”句，其余一概略而不论，可谓独具慧眼，也表明它在全诗中的重要价值：“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也。旧注俱大谬。”（《钱注杜诗》卷九）是说从新的角度和侧面颂扬了李白的豪侠精神，并突出“飞扬跋扈”的飞动性。仇兆鳌注云：“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考《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杜诗详注》卷之一）此虽就字注字，就词注词，但在《赠李白》中，却是用来象征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

此诗言简意赅，韵味无穷。为了强化全诗流转的节奏、气势，则以“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且“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飞动的氛围，进一步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放。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