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齐庄公为了偷女人而被杀，死得下贱。晏子既不为他而死，也不因他而逃亡；在他看来，无论国君和臣子，都应为国家负责。如果国君失职，臣子就不必为他尽忠。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文章三问三答，答中有反问，最后归结到“社稷”二字，波澜起伏，论旨鲜明。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齐庄公为了偷女人而被杀，死得下贱。晏子既不为他而死，也不因他而逃亡；在他看来，无论国君和臣子，都应为国家负责。如果国君失职，臣子就不必为他尽忠。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文章三问三答，答中有反问，最后归结到“社稷”二字，波澜起伏，论旨鲜明。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读了这个故事，很让我们疑心，这是否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为伍员，也就是伍子胥，真的是料事如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竟然就在二十年后灭掉了吴国，应了伍子胥的预言。当然，这个故事没有造假，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们的确要佩服伍子胥的眼光和头脑了。他是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理性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他识破了越国在兵临城下之时媾和来保存实力的意图，援引历史教训来告诉吴王夫差，却未被采纳。

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发展虽然不是重复循环的，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确乎要栽大跟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少康中兴”，就是一面镜子。国家虽然亡了，但留下了复仇的种子，为日后的复兴提供了火种。星星之光，可以燎原。少康就真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灭掉仇敌，光复了祖先的业绩。

教训之二，是对陷入困境的“穷寇”，要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消灭，不留任何祸根，不时敌手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也就是要灭掉“种子”。还是毛主席英明，他老人家早就手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先生也极力倡导通打“落水狗”的精神，即使狗儿落入水中做出哀求的可怜状，也要通打之，否则，它一旦爬上岸来，又会咬人的。古人也总结过不能纵虎归山，要不然会遗害无穷。从这个方面来说，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实在是养虎遗患，玩火以至自焚。

教训之三，从越王勾践的角度说，在明知对手强大时，及时的表示屈服，要求媾和，以便保存实力，另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迫不得已最好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勾践不愧为识时务者，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甘拜下风，屈居人下，以屈求神，保住了复仇的种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教训之四，要有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的毅力，事业终将成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勾践大概是牢记住了这一点，并且再退一步，加上十年，用两倍的时间来为复仇作准备。这个过程也够漫长的，其中的屈辱辛酸，非局外人所能体验。以国君的身份，卧薪尝胆，这要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之中，人的精神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可能，随时都可能因挫折而彻底的放弃希望和努力。但是勾践坚持下来了。因此我们也要敬佩勾践，佩服他的坚韧不拔地向目标挺进的毅力。

齐庄公为了偷女人而被杀，死得下贱。晏子既不为他而死，也不因他而逃亡；在他看来，无论国君和臣子，都应为国家负责。如果国君失职，臣子就不必为他尽忠。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文章三问三答，答中有反问，最后归结到“社稷”二字，波澜起伏，论旨鲜明。

郑庄公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在纷争多变的国际争斗中，郑庄公通谋略，精权变，善外交，将郑国经营的显赫一时。追求强势人生，郑庄公的一生无疑是强势的，因此他成了春秋霸主。同时他又是知礼的，因此他重用高渠弥，最终导致了郑国国势由盛转衰，令人唏嘘。不管如何，强势人生的观念值得推崇，活一天就要进取一天。

春秋时期，与郑国毗邻的地区有个中原之中的小国，叫做许国。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属于五等诸侯男爵。相传许国与齐国共一个祖先，都是上古尧舜时期的四岳伯夷之后，许国的始祖为许文叔。

平王东迁，许国也是坚定的拥立者之一，因而东周初年，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然而，好景不长。自东周迁都以来，王室势颓，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家常便饭，诸侯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更遑论其座下的犬马小国。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虎狼环伺，豪强林立，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只好依附列强，夹缝求生，比如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但是即便如此，北方的郑国仍然对许国虎视眈眈。

郑国的国君名叫寤生，寤生又号郑庄公，郑庄公乃是著名的春秋一小霸。同时郑庄公也可谓春秋时期最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东周初年，他便借周平王东迁之机，一度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接下来郑国把自己的战略打击目标定为许国，弱小的许国，很快就沦落成为郑国欲与吞食的一块肥肉。

这篇古文记载的正是郑庄公攻克许都之后，对留守许地的臣子所作的两次训戒，这篇训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这段戒饬之词实在是不难看出，郑庄公其人之精明能干，以及他为政的深谋远虑。

历史上历来对郑庄公的评价莫衷一是，不过后来的许多正人君子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无不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数的。而遵行礼制，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巩固社稷，更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不守法度就讨伐它，伏罪之后就饶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人处事，尽可能的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