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目睹的南山烧畲的情况，并记录了邻舍老翁关于楚、越烧畲种田的介绍。从这些描写中，表现了农民劳动的辛勤，和农民的善良及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从这些描写中，更表现出官府剥削的严重，和官税的害人。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对官府的怨恨也在这些描写之中表现出来。

这首诗由三部分组成。前八句是作者谈自己看到的南山烧畲的情况。这部分写得有声有色，烧畲的过程安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先写自己“起来”看见南山山火烧山田，再写山火似灭而复燃，并连成一片，又参差不齐地向山崖烧去，渐渐地烧向青色的石壁。最后写近处的山火随着一阵回风过后熄灭了，而远处的山火又卷起了赤色的火焰，并把茅崖照得通红。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从第九句到第三十句是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通过邻舍老翁的口介绍了楚、越烧奢种田的情况。这位老翁还没等发言，就“倚插泪淆然”，可见在这位老翁的心里有着深深的痛苦，这就为最后揭露官府的重税奠定了伏笔。接下去，诗文没有谈这位老翁如何痛苦，也没有直接交待这位老翁“欲潸然”的原因，而是大写特写农民烧奋种田的盛况。这些农民在“新年春雨晴”的时侯举行酬神赛会，求神问卜，得到了宜于种田的吉卦。他们在桑树枣树之下商量种田事宜，又放火烧山，挥镰割草，种得“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他们养猪养鸡，辛勤劳动，他们迎来了一年的丰收。如果诗文到此为止，如果这首诗没有老翁“欲潜然”的描写，人们会把这首诗与一般描写“农家乐”的诗混为一谈。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仅两句诗：“谁知苍翠容，尽作官泉税。”原来，农民们为之贼出辛勤劳动并寄以莫大希望的“苍翠容”，竟然全部被统治阶级以“官家税”的形式抢走了，农民从一年的丰收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是这位老翁“欲潜然”的原因，也是诗人作诗的真正意图。诗人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大写特写农民的辛勤是为了揭露唐代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乡大写特写农民的希望是为了指出是官府的重锐使农民的希望破灭。

如上所述，这首诗结构新颖，诗文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多变化。诗人先写自己所见，再写自己所闻，所见与所闻互相补充，最后两句篇末点题，说出诗人作诗的真正用意。其次，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描写与叙述紧密结合。这首诗较多的是叙述性语言，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清楚地交待了烧舍种田的过程，使全诗层次分明，内容充实。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是全诗的骨干。这首诗也有不少描写，这些描写使这首诗形象生动。“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篱笆上，堂屋前，苗茁壮，花鲜艳，猪归栏，鸡啄米，写得火火有生气，这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中间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也写出了农民对生活的热爱。“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写出了满山槲树叶，遍地烧山烟，火星飞天外，灰烬落阶前的情景。这里既突出了烧畲种田的壮观景象，又突出了景物多变化的持点。再其次，这首诗的语言灵活多变化，骄散并用。诗中有不少句子对仗工整，流杨优美，“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迸星飞霞外，飞烬落阶前”等句子就是这样，而这些诗句又与散文化的诗句配合使用，“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邻翁能楚言，倚擂欲潜然”，“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这些都是通俗的口语，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这首诗在押韵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多次变换韵脚，使全诗显得形式灵活多交化，避免了呆板的缺点。

上阙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词的首句写冬天雁由北向南迁徙。“情沿物应”，才发而为词，“道寄人知”，借以表达因雁而兴起的伤感。“风雨群相失”的“风雨”，表面是指自然的风雨，骨子里却是喻指人世社会的风雨，是骤然袭来的战祸。接下去便以雁之饥渴辛劳、无力续飞与孤宿寒汀的情景，来比喻人们在逃难途中忍饥受寒、疲惫不堪和孤苦无依的惨状。

下阕以雁之忧惧被人弋射和茫茫无处归宿，以及哀鸣而无人怜顾的孤危，象征他与广大人民当时类似的处境与心情。“鸥鹭苦难亲”一句，承上句“寒汀立”而有所深入。鸥、鹭与雁，都是栖宿于沙洲汀渚之间的鸟类，而说“难亲”，便有地下亦难宁处之苦；“赠缴忧相逼”，则天空中更怕有性命之忧。《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虽有赠缴。尚安所施！”而这里的鸿雁苦于身心交瘁，无力高飞，便易被猎人所射杀。如此借旅雁的困厄以写人间的忧患，可谓入木三分。结尾续写旅雁之苦。“云海茫茫”亦即人海茫茫，一语双关，余悲不尽。

全词处处写雁，但又处处在写自身的处境与心绪，收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词人写的虽然是个人在逃难途中的遭遇与感受，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却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普遍的意义。

曹植自曹丕篡汉后，在自己生存的艰难不幸中，逐渐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痛苦。他在《泰山梁甫行》中，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是说天下的自然环境不一样，所遭受的风雨灾害也不一样。言外之意是说，海边气候潮湿，风雨狂暴，海啸龙卷风也时有发生，是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这两句突出边海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痛苦啊，海边的人民，他们生活在荒野草丛林木中，多么荒凉，多么凄惨。这本是野兽出入的地方，可他们却长期的与野兽同居。所以“”这是对妻子以及孩子的整体形象描写，从中我们不但看到海民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野人一样的粗俗艰苦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想见他们与世隔绝的愚钝颓废形象。他们依靠自然环境的险阻，和野兽争夺相间生存，他们不但经受生活的艰难困苦，而且还有随时被野兽吃掉的生存忧惧。“”柴门简陋凄清，在海风中嗦嗦摇荡，狐狸兔子好象从天上飞来一样从屋檐下飞来窜去。这里通过狐狸、兔子的侧面描写，反衬出边海人们生活环境的荒蛮以及边海人们的恐惧与凄楚。本文以白描的手法，言简意赅地全方位展现了边海人们的痛苦生活。

曹植自曹丕篡汉后，在自己生存的艰难不幸中，逐渐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痛苦。他在《泰山梁甫行》中，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了边海农村的残破荒凉景象，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说天下的自然环境不一样，所遭受的风雨灾害也不一样。言外之意是说，海边气候潮湿，风雨狂暴，海啸龙卷风也时有发生，是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这两句突出边海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痛苦啊，海边的人民，他们生活在荒野草丛林木中，多么荒凉，多么凄惨。这本是野兽出入的地方，可他们却长期的与野兽同居。所以“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这是对妻子以及孩子的整体形象描写，从中我们不但看到海民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野人一样的粗俗艰苦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想见他们与世隔绝的愚钝颓废形象。他们依靠自然环境的险阻，和野兽争夺相间生存，他们不但经受生活的艰难困苦，而且还有随时被野兽吃掉的生存忧惧。“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柴门简陋凄清，在海风中嗦嗦摇荡，狐狸兔子好象从天上飞来一样从屋檐下飞来窜去。这里通过狐狸、兔子的侧面描写，反衬出边海人们生活环境的荒蛮以及边海人们的恐惧与凄楚。本文以白描的手法，言简意赅地全方位展现了边海人们的痛苦生活。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

这首诗一般都认为写于天宝十五载（756），时洛阳已陷于安史叛军之手，而长安尚未陷落。诗中虚构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以此反衬中原地带叛军横行，人民遭难的残酷景象，表达了诗人对安史叛乱的谴责。萧士赟注认为"此诗似乎记实之作，岂禄山入洛阳之时，太白适在云台观乎？"郁贤浩《李白选集》云："疑安史乱起时，李白正在梁苑（今河南商丘）至洛阳一带，目睹洛阳沦陷，乃西奔入函谷关，上华山。此诗为天宝十五载春初在华山作。"朱谏注认为此时李白在庐山隐居。总之此诗写法奇特，前十句虚拟游仙之事，后四句忽然转入现实，前后形成鲜明对比。于此亦可见李白诗天马行空、想象奇诡之处。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这首散曲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小令描写了往年元宵节的热闹、欢乐气氛，同时又写了写作当年元宵节的冷清，百姓的愁怨。今昔对比，反映出明代国家日渐衰败，百姓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形，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对官府的残酷统治表示强烈不满。

此曲用“今岁”、“往岁”的对比手法，描写了元宵节冷落的景象。“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正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况和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懑情绪。据《尧山堂外纪》载：“弘治、正德时，‘高邮元宵最盛，好事者多携佳灯美酒，即西楼为乐。……后经荒岁苛政，闾阎凋敝，良宵遂索然矣。’”这段话正可做为这首小令的最佳注脚。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月，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月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月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夜——夜久——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叙起，以告别结束，从差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人的叙述、老妇的说白，处处呼应，环环紧扣，层次十分清楚。

诗人虚实交映，藏问于答，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画外音，将差吏的形象融入老妇的“前致词”中，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诗人写老妇的哭诉，语言朴实无华，一个典故也不用，很切合老妇的口吻，且随着内容的多次转韵，形成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韵致，使沉郁顿挫达到极致。

全诗述情陈事，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在这里，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浇注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而又蕴涵丰富。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十三句诗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则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子，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