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南宋末年的谢枋得，对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统治者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却动荡之中，过着艰辛的日子。诗人见到庆金庵的桃花盛开，并没有引起他观赏的兴起，而是从桃花源流水，联想到了桃花源这个理想中的地方。诗人由此落笔，驰骋想象，写下了这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绝句。首句从桃花想到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并用一“寻”字写出是“避秦”的好地方。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欢度着幸福的年月，无忧无虑，连后来的汉及魏晋这些朝代都不知道，自然更会知道神州又经过盛唐、二宋这些年代了。他们是如何计算历法呢？“桃红又是一年春”，是靠桃树开花，才知又是一年。虽写得是计算历法的方法，但表达的诗意却远不仅如此，而是更进一步形容了这个美妙的绝俗之地。三四两名在，作者又从实景出发，“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桃花一开，万一随流水出洞口，再有渔人发现怎么办呢？如果我在那里，就决不会让桃花落入水中。诗人发挥丰富的想象，表达对桃源的向往。当然，这种桃源佳景，只是向往而已，当时世上除了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民过着动荡不定生活，哪还有这样的乐园呢？

春和景明，本该夫妻团聚欢乐，携手共游，但此时却良辰美景虚设。不言惆怅，而惆怅自见。第三句“行花阴”重复第二句末三字，不仅是格律上单纯的重复，而含有徘徊复徘徊之意，以引出下面的行动。“闲将柳带”二句写女主人公看到长长的柳条乃随于攀折几枝，精心地编成了一个同心结。以表达对于心心相印的爱情的向往。

如果说上阕是以行动来暗示独处的怅惘和对坚贞爱情的向往的话，那么下阕便是以直抒胸臆来表达她痛苦的期待和热切的召唤。下阕着力写一个“望”字。

这首词表现了范成大对仕宦生涯的厌倦、淡漠和对归隐山林的向往之情。上片，就云水写怀。“芳意”当指仕宦之情，“归心”则是摆脱官场的退隐之心。词人认为前者“不如水远”，后者却“欲与云平”，所以他才会“长年心事寄林扃”，无时无刻不心向往之。下片，写归隐山林的乐趣。过片三句，设想春景明媚之时，携酒出游，流连一醉，山林间必也其乐陶陶。结尾二句发誓说，从此以后我要载酒船中随意漂游，绝不把大好春光白白错过。全篇表现了一种恬淡的心境，呈现了一个散漫疏阔、洒脱不羁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首词与辛弃疾那些豪放纵横的词相比较，便会明显地感受到另一种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石湖词音节最婉转，读稼轩词后读石湖词，令人心平气和。”我们读这首词，便会有这种“心平气和”的感觉。

欧阳修现存的词作中，《渔家傲》多达47首，可见他对北宋民间流行的这一新腔有着特殊爱好，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此词上片以轻快的笔调写青年男女暖日游春的快乐与浪漫。“暖日”写春天来了，白天更长了，花儿绽放了。在这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季节，踏青的青年带着姑娘春游赏花，而姑娘的美丽堪与花争艳。其实花儿美，人儿也美，只是“花不能言”，只好任凭人们品评，只能绽开花瓣，恰似美人的笑靥。此时游春的人们正值青春少年，面对春花绽放的大好时光，金壶斟酒，畅饮开怀，享受着人生的快乐。“金壶倒，花开未老人年少”句，既是词人对当时春游畅饮场面的描写，也是词人的人生感怀。人生当珍惜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花开年少，不要辜负了似锦年华。

下片则以沉重之笔写京城繁华纷扰及人生易老之叹。“车马”二句笔锋一转，写京城虽然车水马龙，往来客商，纷纷扰扰，但行人不要羡慕京城此般繁华热闹。欧阳修久居京城，繁华上面涌动着的名利之争让词人不禁生出如此感慨。而此时，词人听着禁城传来击鼓报时的钟声和铜壶滴漏声，这“催”着日出日落的声音，让词人深刻体会到时间在无情流逝，伤时伤逝之感油然而生。“长安城里人先老”，京城的人们会先衰老的，这一深沉的慨叹，包含着对那些为名为利在京城奔波的“行人”的劝诫，也饱含着这位几经宦海沉浮，如今身居高位却中年白发体衰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

全词语言晓畅，上下两片对比鲜明，表达了词人对这种刻板而不自由的、上朝听命的官僚生活的厌倦，以及对城外自由生活的向往。

上片，咏秋夜南归飞雁，暗示苏轼自己得其所归的愉悦心情。开头两句写秋景，隐喻自己远征而清高回归。“露寒”、“烟冷”、“蒹葭老”、“征鸿”，为典型的深秋景物，极为苍劲。远在“天外”的“征鸿”唱着“寥唳”的歌回归了，心情自然舒畅。接着五句，写深秋夜雁的美好归宿。“银河”光照的“秋晚”，“灯悄”寂寥的“长门”上空，一声雁鸣刚刚传来，“应念”乐土“潇湘”。“岸遥”，写雁归宿地宽阔。“人静”，写雁归宿地无干扰。“水多菰米”，写雁归宿地食品充足。言外之意，是指苏轼艰苦穷困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现在和“雁”一样，有将返回朝廷的机遇。最后四句，写雁归路上遇到小小风波，隐喻苏轼改移汝州仍有余悸。然而，一望仪真那无边无际的原野，被迷住了，“徘徊欲下”。但又出现“风”浪，只好照旧地“惊”而起飞，到那“潇湘”的“回雁峰”去。

下片，写鸿雁传书，寄寓妇女思念征人之情，反衬苏轼忠君的一番苦心。第一、二句写“衡阳万里”的“回雁峰”是乐山，应“须信”不疑。苏轼应诏回朝效命多年的心愿一直未改移。第二至五句，直写要托鸿雁帮忙，为苏轼“锦书遥寄”到金陵。不管“万里云外”多么遥远，但苏轼相信鸿雁经过“斜行横阵，才疏又缀”的跋涉，终将会把信送到的，词意富有人情味。第六、七、八句，用赞美石头城的词句，来交代家居的优美环境：在仙人承接甘露、“影摇寒水”的“石头城下”，有苏轼寄居的寒舍和妻妾。最后三句，近乎恳求，鸿雁哪，你见到了没有？苏轼那“佳人拂杵”，正在“念征衣未捣”，还“有盈盈泪”而为之伤心，此等思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全词，借景抒情。名为咏物，实是抒发苏轼心境、志趣、感叹，可以说是伦理道德的衍化物。以鸿雁自况，咏物喻志，是苏轼黄州词创作的一大特色。

此词是作者徐州谢雨词的最后一首，写词人巡视归来时的感想。词中表现了词人热爱农村，关心民生，与老百姓休戚与共的作风。作为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首词之风朴实，格调清新，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为有宋一代词风的变化和乡村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片首二句“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不仅写出“草”之“软”、“沙”之“轻”，而且写出作者在这种清新宜人的环境之中舒适轻松的感受。久旱逢雨，如沐甘霖，经雨之后的道上，“软草平莎”，油绿水灵，格外清新；路面上，一层薄沙，经雨之后，净而无尘，纵马驰骋，自是十分惬意。触此美景，作者情动于衷，遂脱口而出：“何时收拾耦耕身？”“耦耕”，指二人并耜而耕，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是春秋末年的两个隐者。二人因见世道衰微，遂隐居不仕。此处“收拾耦耕身”，不仅表现出苏轼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也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情况下，仕途坎坷、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

下片“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二句，承上接转，将意境宕开，从道上写到田野里的蓬勃景象。在春日的照耀之下，桑麻欣欣向荣，闪烁着诱人的绿光；一阵暖风，挟带着蒿艾的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这两句对仗工整，且妙用点染之法。上写日照桑麻之景，先用画笔一“点”；“光似泼”则用大笔涂抹，尽力渲染，将春日雨过天晴后田野中的蓬勃景象渲染得淋漓尽致；下句亦用点染之法，先点明“风来蒿艾”之景，再渲染其香气“如薰”。“光似泼”用实笔，“气如薰”用虚写。虚实相间，有色有香，并生妙趣。“使君元是此中人”给句，画龙点睛，为升华之笔。它既道出了作者“收拾耦耕身”的思想本源，又将作者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更进一步深化。

作者身为“使君”，却能不忘他“元是此中人”，且乐于如此，确实难能可贵。

这首词结构既不同于前四首，也与一般同类词的结构不同。前四首《浣溪沙》词全是写景叙事，并不直接抒情、议论，而是于字行之间蕴蓄着作者的喜悦之情。这首用写景和抒情互相错综层递的形式来写。

上片首二句写作者于道中所见之景，接着触景生情，自然逗出他希冀归耕田园的愿望；下片首二句写作者所见田园之景，又自然触景生情，照应“何时收拾耦耕身”而想到自己“元是此中人”。这样写，不仅使全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而且使词情逐层深化升华。特别“软草平莎过雨新”二句、“日暖桑麻光似泼”二句更是出神入化，有含蓄隽永之妙。

“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范山人自身的色彩本不鲜明，但诗人让他“抱”上一只“白鹤”，这样就引人注目了。于是，李白的目光随着这片白色的行进向泰山移去。“初行若片雪”，了然在目；“杳在青崖间”，距离远了，看上去更小，但因为出现了青色（“青崖”）作为衬托，仍很清晰；“高高至天门，日观近可攀”，更高了，更远了，更小了，这时，诗人又巧妙地使用红色（“日”暗藏着红色）作底，所以还依稀可见；最后，“云生望不及”，“白鹤”终于被飘浮的云朵遮住了，范山人的身影看不见了，伫立送行的诗人不禁油然而生惆怅之情：“此去何时还”？

此诗完整再现了初唐送别诗三部式的结构。首先，诗人用首联“鲁客抱白鹤，别余往泰山”介绍了送别事件以及友人的去处。其次，诗人用中间两联按时间顺序进行风景的描写，友人离开初期是“”接下来是“”最后，诗人用尾联抒发别情。从诗人对这一片白色的依依不舍的目送中，直到“云生望不及”，表达出李白对范山人的一片深情。

仰望山岳抒发感慨是许多诗人都写过，李白也不止一次写过的题材。但是，所望的山岳不同，诗篇所涉及的人物不同，其内容和主旨也不大相同。这首诗写终南山，又是送给一位隐居者的，所以诗的主旨紧紧围绕着脱俗返真来抒情状物。终南山在唐代是隐居者最喜欢的一座名山，它既有佛家名刹，也有道教洞天，还是距关中平原最近的一座林木秀美的宜人山岭，李白就从远望终南山时的感受写起。终南山与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中的“南山”同名，李白也有意效仿陶诗意境。前两句说见到终南山，抬头仰望，感慨和触动很深，三四句就说这触动是因为山中浑然的秀美景色带来的，却无法理清说透这景色的特点和细节，只是看到葱葱茏茏的山林在阳光的照耀下别有一番迷人的光景。作者只写景色和组成景色的要素：阳光、翠岭，而不直接告诉人们他的感受，无形之中，人们被引进了欣赏山色的境界中，用心去体会了。

接着诗人说山中自云随风飘浮卷舒自在，无碍无束，看到这种情景，不由得让人与精神的轻松自由联系起来，于是不但李白“与之然”，读者也在心中与这大好景象合而为一了。诗写到这里，都与陶诗“结庐在人境”意境相仿佛，在于告诉人们山中景色的恬静优美和身在此境之中的心态，但接下来的结尾，则直叙心声，说一定要去拜访居于山中的这位隐者，相伴隐于林下，远离尘世。原来，全诗所写的那种幽静自然的景象是为了赞美那位居于山中的隐者朋友，是说他的精神恰恰与这山林融为一体，是此境中人。那么，“心中与之然”就不仅是与山色同一了，而且也有李白与他的朋友心心相印的意思在其中！全诗景中有情，以景语代替情语，不露痕迹而心境却表现得十分明白。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拆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视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拆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视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