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后汉书·董祀妻传》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前三句如实描写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登高可以望远。皇宫苑囿百姓无法进去的，其宅地之广大与建筑之豪华难以想见，但登高可以一目了然。诗人登山也一定看到了老百姓破烂、窄小、拥挤的平民窟，也一定看到了熙来攘往的商店街市，但这些同诗人要表达的主题无关，并且也不是诗人登高所见最突出的印象。因为这些景象不登高也可以看到，故诗人将这些省略不写，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描写登高望远所得的最强烈的印象：帝王最崔嵬的宫阙殿阁，贵族那如连云般的宅第苑囿。这朴实的描写，为下文抒发感叹作铺垫，或者说是诗人发生感叹的物质基础。

后两句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贵族的豪华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的血汗之上！为了修建这些宫殿、宅第、苑囿，要花费老百姓多少血汗啊！

《五噫歌》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是：（1）选材上，描写诗人登高所见最强烈的印象，突出主体，删除一切枝叶，非常凝练。（2）结构上，一句紧扣一句，一气呵成。先描写诗人动作：登山，登上高处再回头望（顾瞻），看见“宫阙崔嵬”，感叹“民之劬劳”。如同电影剪辑一样形象、直观、合乎逻辑。（3）语气上，每句结尾都用一个感叹词“兮”，每句终了，又有一个“噫”字停顿，表现出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满腹忧愤、无穷悲痛的感情，很有独创性。清代张玉彀在《古诗赏析》中评此诗：“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4）构思上，《五噫歌》即事兴情，并非拼凑字句作文章。何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写诗词有“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的情况。梁鸿由于出身家贫，亲自耕织，了解人民苦难，所以看到帝王“宫阙崔嵬”时“弗克自已”，想到人民的苦难，深刻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

前三句如实描写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登高可以望远。皇宫苑囿百姓无法进去的，其宅地之广大与建筑之豪华难以想见，但登高可以一目了然。诗人登山也一定看到了老百姓破烂、窄小、拥挤的平民窟，也一定看到了熙来攘往的商店街市，但这些同诗人要表达的主题无关，并且也不是诗人登高所见最突出的印象。因为这些景象不登高也可以看到，故诗人将这些省略不写，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描写登高望远所得的最强烈的印象：帝王最崔嵬的宫阙殿阁，贵族那如连云般的宅第苑囿。这朴实的描写，为下文抒发感叹作铺垫，或者说是诗人发生感叹的物质基础。

后两句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贵族的豪华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的血汗之上！为了修建这些宫殿、宅第、苑囿，要花费老百姓多少血汗啊！

《五噫歌》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是：（1）选材上，描写诗人登高所见最强烈的印象，突出主体，删除一切枝叶，非常凝练。（2）结构上，一句紧扣一句，一气呵成。先描写诗人动作：登山，登上高处再回头望（顾瞻），看见“宫阙崔嵬”，感叹“民之劬劳”。如同电影剪辑一样形象、直观、合乎逻辑。（3）语气上，每句结尾都用一个感叹词“兮”，每句终了，又有一个“噫”字停顿，表现出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满腹忧愤、无穷悲痛的感情，很有独创性。清代张玉彀在《古诗赏析》中评此诗：“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4）构思上，《五噫歌》即事兴情，并非拼凑字句作文章。何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说写诗词有“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的情况。梁鸿由于出身家贫，亲自耕织，了解人民苦难，所以看到帝王“宫阙崔嵬”时“弗克自已”，想到人民的苦难，深刻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

这是一首写迎接访者时心情的七绝，诗的生活气息很浓。题目中的“喜”字就透出了作者当时的欣喜心情，是全诗的文眼，为全诗定了基调。

诗的第一句，从“忽闻”写起，一个“忽”字写出了事情的突然，也写出了出乎意料的惊喜；第二句从情态、动作写，“笑”扣题目的“喜”字，穿衣迎接动作，透着一股乐不可支的心情。这两句诗从正面写“见访”情景。后两句写孩子们见官员车马而跑入芦苇丛中藏匿起的情景，一方面写出了平民家庭的孩子们没见过世面，胆小腼腆；一方面也写了当时的官员们的威势在孩子们心里的影响；再一方面也写出了诗人虽地位低下但有官员来访的欣喜心情，同时并写出了诗人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入芦花深处藏。”这两句诗从侧面来写“见访”，委婉含蓄，而且最富于生活气息。

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生活的艰苦。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时人”无知的批评。后两句与李绅《悯农》诗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表达的意思相似，但感情更加强烈，有相当的批判力度，过去常用来讥讽那些不知耕作辛苦、不懂谋生艰难、耽于吃喝玩乐的人们。

整首诗突出了乡村四月（今乐清市淡溪镇）的劳动繁忙。整首诗就像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不仅表现了诗人对乡村风光的热爱与赞美，也表现出他对劳动人民的喜爱，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因此，翁卷有乡村诗人的美称。翁卷挥墨了一幅农民丰富、繁忙的乡村田园生活了，从而衬托出“乡村四月”劳动的紧张、繁忙。

垂帘密，暗示时值隆冬天寒。那“香”“暖”之感从何而来？“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原来，翠瓷壶中满插鲜花，花气飘逸砚席之间。冬日阳光洒满窗户，一时满室生春。

“手寒不了残棋。”一枕高卧直至满窗晴日，原来是因为前夜弈棋太晚。前夜弈棋，残局未收。早上起来，一任其残。然而只说手寒，语极闲婉。“篝香细勘唐碑。”残棋未了，生上香炉，铺开砚席，词人坐下来勘读唐碑。一“细”字，足见其兴味盎然，全神贯注，隐然学人风度。不过，观全幅词情，可知勘唐碑这样专业性较强的事，不是实写，而是虚描出那种怡然读书的乐趣。

“无酒无诗情绪。”从来饮酒赋诗，自须高兴佳致。词人自道无此情绪，其实未必尽然。下边结笔一句“欲梅欲雪天时。”以景语对上句作了不答之答。

上言满窗晴日，此言欲雪天时，何故？原来冬日放晴，阳光短暂；一天之内，晴而复阴，也是正常的。上言花满翠壶熏研席，既舍梅莫属，此又言欲梅欲雪天时，又是何故？颇耐人寻思。实际上，花满翠壶之梅，乃“梅蕊腊前破”之早梅，而欲梅欲雪天时，正谓“梅花年后多”之花时将近矣。启示着梅花怒放盛开于雪天雪地，从而将境界从书斋推向大自然。当大自然欲梅欲雪之日，正诗人欲诗欲酒之时。词人佳兴暗已萌动欲发，却不说有此情绪，只说欲梅欲雪天时，一结韵味有余，妙在对偶之外得之。语极隐秀之致。

此词以图书一室之境，发舒淡雅清逸之致，可谓妙词。词中用图书、翠瓷、砚席、棋局、唐碑等名物，及其所构成之境，境中之主人，将宋代时期的人文风貌，社会生活作了细致勾勒，浸润着艺术文化的品味。此词虽无关重大主题，但自具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之美，还是能给人以陶冶性灵之益的。

此词用笔、造境都很讲究。上片笔触颇感细密。图书之满室，插花之满壶，花香之满屋，晴日之满窗，笔致较密。香、暖、花、熏、翠壶、晴日，笔致较丽。但下片中的不了残棋，无诗无酒，欲梅欲雪，皆轻描淡写，便将上片丽密之感溶化开来。由浓而淡，层层轻染，足见韵致之清雅。词中造境是在室内，境界本不大。可是上片收以满窗晴日、虚室生白的意象，下片结以欲梅欲雪天时的描写，将一个小小书斋与隆冬将春的天地相连通，便觉得书斋、人心同天地自然常相往来，境界之大，使人意远神怡。营造意境，讲究以小见大，人与自然相通，这正是中国艺术文化之精神。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八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八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上片的首句“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直接写出词人不重名利的心态。“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二句，写词人洒脱不羁的快乐生活。词人喜欢在夜晚“独歌独酌、独吟独笑”，一个“独”字就写出了词人的超然，“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表明作者就是喜爱歌酒吟笑的生活，雪月交辉的环境，至老无悔，表现了潇洒的人生观。

下片则阐发议论。“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一句感慨富贵难保，生命的时光有限，传达出要抓紧时间，及时行乐的思想。末句“待春来携酒带东风，眠芳草”再以携酒游春的计划收结。

全词以朴实无华的语句、直倾胸臆的手法表达自己不计名利、看穿富贵、超拔烦恼、悠游岁月的襟抱。上片由超然物外的心境，歌酒吟笑的生活，雪月交辉的环境，归结到如此生活，可以任其自然，到老无悔。下片言富贵难保，功业无尽，贫富相差无几，生命时光有限，推导出唯早及时游乐。末句再以携酒游春的计划收结。全词以议论入词，咏唱逍遥人生，在内容、手法和风调上可谓别具面目，其中渗融着《庄子》的齐物观和相对论。[4] 该词为冬日雪夜感怀之作。全篇围绕“名利”、“富贵”、“功业”等话题展开，表达了作者的见解。这是一首看透世事的旷达之作，词人表达的是自己不计名利、看穿富贵，乐观潇洒，旷达不羁的豁达心态。

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不但通过描写乐景来表哀情，使情感倍增，而且在深邃的审美境界中，蕴含着深沉的意蕴。同时，诗人以讽刺的语言中，不漏声色地揭露了“游人们”的反动本质，也由此表现出诗人的愤激之情。

诗的头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诗人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这样首先描写了祖国大好山河，起伏连绵的青山，楼阁接着一个，这是多么美好的自然。从诗歌创作来说，诗人描写山河的美好，表现出的是一种乐景。接着写到：“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面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触景伤情。这样美好的大好山河，却被金人占有。诗句中一个“休”字，不但暗示了诗人对现实社会处境的心痛，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诗人对当政者一味“休”战言和、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的愤慨之情。在诗人的心中，“西湖歌舞”正是消磨抗金斗志的淫靡歌舞。他此时是多么希望这样的歌舞快“休”了。这里，诗人运用反问手法，不但强化了自己的对这些当政者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之情，也更加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产生的忧伤之感。

后两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在这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般游客，它是主要特指那些忘了国难，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这句紧承上“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来。诗人面对这不停的歌舞，看着这些“游人们”陶醉其中，不由得表现出自己的感慨之情。其中，“暖风”一语双关，在诗歌中，既指自然界的春风，又指社会上淫靡之风。在诗人看在，正是这股“暖风”把“游人”的头脑吹得如醉如迷，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其中的“熏”、“醉”两字用得很精妙。首先，一个“熏”字，暗示了那些歌舞场面的庞大与热闹，为“游人们”营造了靡靡之音的氛围。接着一个“醉”字，承接上一个“熏”字，把那些纵情声色的“游人们”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一个“醉”字，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游人们”在这美好的“西湖”环境中的丑态。在这样的状态下，诗人为了进一步表现出“游人醉”，在结尾中写道：“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朝原来建都于汴梁，时已为金侵占。就是说，纸醉金迷中，这些“游人”们简直把杭州当成了故都汴州。这里，诗人不用“西湖”而用“杭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西湖”虽在杭州，但说到“西湖”，美景之地，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去处，而且也仅仅是杭州的一个景点。而诗人用“杭州”，就很好地与宋都“汴州”（“汴州”已经被金人占有）对照。在对照中，不但引出“汴州”这一特殊的、富有政治意义的名称，而且更有助于抒发诗人的情感——揭露那些“游人们”无视国家前途与命运，沉醉在醉生梦死、不顾国计民生的卑劣行为，同时，也表达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及其对统治者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的愤怒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