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借写海棠，抒发自己心忧国事的悲慨和壮心不已的豪情。作者在庆无府（今宁波）任沿海制监大使时，已是六十五岁了，之前曾几度官居台辅，又几度削职，经历了宦海几多沉浮，意气未免有些消沉了。但他在庆元任内仍克尽职守，并写有诗词作品三百余首，佳作亦有多篇，读此词可见其心迹之一斑。

“对海棠有赋”，开头便咏海棠。“海棠亭午沾疏雨，便一饷、胭脂尽吐。”清明时节，节物风光变化迅速。中午下了阵“疏雨”，顷刻间海棠就大放光艳了，“一饷”、“尽”将花开之快，观赏者的快感传神地表达出来，叫人多么惊喜。而这海棠沾雨之后更显得鲜活冶艳，就叫人更加喜爱了。词人老大风情减，面对如此国色，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了。“老去惜花心，相对花无语。”红颜皓首，两相对待，在这“无语”中我们不难体会作者自怜衰疲之意。

下片由眼前的海棠而联想四川的战况。“羽书万里飞来处，报扫荡、狐嗥兔舞。”“狐嗥兔舞”指蒙古入犯。吴潜作此词的前三年，蒙古就开始侵扰四川，前一年蒙古可汗蒙哥亲率十万军队自六盘山扑向川蜀，连败宋军，但到达合州（今合川）时，遇到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蒙古派往招降的使臣也被王坚处死，这使蒙哥的军事行动受到很大挫折，因此曾一度考虑退兵。这大约就是捷书所报的内容。词人以跳跃式思维写此事，可以想见他心情的振奋。“濯锦古江头，飞景还如许！”这两句的意思就是：锦江头（以代蜀）的海棠，还是那般艳丽！这里又用“濯锦”二字，海棠花就显得更美了，真是锦上添花。“江头”前又着一“古”字，似乎表示：我华夏古来繁华之地，岂容狐兔闯来！

这首词写词人在衰暮之年观赏海棠，联想“海棠国”的战局，表现了烈士暮年心忧国事的忠忱。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一开头就奇峰突起，呈现异彩。裛裛，香气盛貌。虽然梅树亭亭直立，花容清丽，无奈傍路而开，长得不是地方。虽然梅花囊哀清芬，香气沁人，可是梅花过早地在十一月中旬开放，便显得很不适时宜。这正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者的感情通过咏梅来表达。作者的品格才华，恰好正像梅花的“亭亭艳”、“裛裛香”。作者牵涉到牛李党争中去，从而受到排挤，以及长期在过漂泊的游幕生活，也正是处非其地。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二句清怨凄楚，别开意境。同是月下赏梅，作者没有发出“月明林下美人来”的赞叹，把梅花比作风姿姣好的美人；也没有抒写“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一类的颂词，赞美梅花傲霜的品格；而是手眼独出，先是埋怨“素娥”的“惟与月”，继而又指责“青女”的“不饶霜”。原来在作者眼里，嫦娥让月亮放出清光，并不是真的要给梅花增添姿色，就是没有梅花，她也会让月色皎洁的。嫦娥只是赞助月亮，并不袒佑梅花的。青女不是要使梅花显出傲霜品格才下霜的，而是想用霜冻来摧折梅花，所以她决不会因为梅花开放而宽恕一点，少下些霜。一种难言的怨恨，淡淡吐出，正与作者身世感受相映照。

写到这里，作者的感情已达到饱和。突然笔锋一转，对着梅花，怀念起朋友来了：“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想折一把梅花来赠给远方的朋友，可是仕途坎坷，故友日疏，即使折得满把的梅花也没有什么用。连寄一枝梅花都办不到，更觉得和朋友离别的可悲，所以就哀伤欲绝，愁肠寸断了。“伤离”句一语双关，既含和朋友离别而断肠，又含跟梅花离别而断肠，这就更加蕴蓄隽永。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梅花的悲痛，这种悲痛正是对自身遭遇的悲痛。联系到诗人很早就以文才著名，所以受到王茂元的赏识，请他到幕府里去，把女儿嫁给他。王茂元属于李德裕党，这就触怒了牛僧孺党。在牛党得势时，他就受到排斥，不能够进入朝廷，贡献他的才学，这正像梅花未能等到春的到来而过早开放一样。这一结，就把自伤身世的感情同开头呼应，加强了全篇的感情力量。咏物诗的最高境界是“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意思是依照事物的形貌来描绘，委婉地再现其形象；同时，也曲折地传达出内心的感情。这首诗正是这样。梅花是一定时空中盛开的梅花，移用别处不得。与之同时，又将诗人的身世从侧面描绘出来。两者融合得纹丝合缝，看不出一点拼凑的痕迹，是作者深厚功力的表现。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

第一首诗起联谓牡丹往年植于曲江苑圃之繁华情景已不可复追，今日乃忽于此西州风雨之中相值，喻往岁进士登第、曲江游赏、得意尽欢之盛况已不可再，今日竟沦落寄此泾州也。三承二，四承一，谓今日处此西州水亭暮雨之中，所感者惟有寒意，而当年置身曲江苑圃时罗荐春香之暖，竟已恍如隔世，不可想望矣（“不知”正应上“未可追”）。五六正写“败”字，谓蝶舞翩翾，似有意惜花，殷勤欲收落蕊，然牡丹为雨败后，花事已阑，有似佳人之怅卧遥帷，意兴阑珊，精采全无矣。末联诸家多从何焯、冯浩之说，谓指在京同袍之失意者。此解固似可通，然细按亦觉可疑。盖此二章专写“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处处以曲江下苑与西州回中相对照，以见沦落天涯之恨。既云“章台街里芳菲伴”，则彼等固身处京华，春风得意者，岂有沦落之恨？然则“且问宫腰损几枝”者，谓其日日舞于春风之中，恐不免瘦损宫腰也。“宫腰损几枝”非言其失意，乃谓其得意也。姚培谦谓“失意者失意，得意这未尝不得意也”（《李义山诗集笺注》）似得其情。

第二首诗首联谓榴花开虽不及春，然不及牡丹之先期零落更令人伤心。三四写牡丹为雨所败，言玉盘之上，雨珠飞溅，似频流伤心之泪；急雨打花，如锦瑟惊弦，声声破梦（《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有“雨打湘灵五十弦”之句）。“伤心”“破梦”均就牡丹言。而牡丹之伤心破梦亦即作者之情怀遭遇。五六写环境与败后情景，万里长空，阴云密布，气候恶劣，已非当年曲江旧圃之环境；花落委地，一年生意，已付流尘。上六句喻己未及施展才能即遭打击而沦落，心伤泪迸，希望成空，昔日之环境已不可再，今后之前途已不可问。末联则借异日花瓣落尽之时迥视今日雨中情景，犹感粉态之新艳，暗示将来之厄运更甚于今日。联系应宏博试被黜情事，此诗之感遇性质自不待言。

这两首诗是李商隐众多咏物诗中的优秀作品。其格调比《安定城楼》更为凄凉、哀婉，与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风格一致。前一首以奇特的联想写牡丹，由牡丹想到遥卧的美人，用惆怅的美人写败落的牡丹，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且意象丰富，诗境优美，冷艳，表达精致婉曲。后一首则借牡丹寄慨身世，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融进物中，物我一体。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形象和词采，写出了自己的心境和感受，其风格已大不似前。而这样托物寄情的咏物诗却大量出现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每一首都那样哀伤、凄艳。这组诗对他以后的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他独特创作风格的真正形成。

菊花历来是诗人笔下的爱物。东晋陶洲明就以爱菊闻名。尤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更抬高了菊花的“身价”。不过人们赏菊，多数人喜欢黄色的金菊。而不大喜欢寒素的白菊。唐人也是如此。刘禹锡就在诗中写过当时“家家菊尽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嗜好，因为“白花冷淡无人爱”（白居易《白牡丹》）。而李商隐这首诗则专为白菊写照，极言其美。

诗一开头便写道：“”“实”即花。晋代潘尼《秋菊赋》中就有“真人采其实花”之句。“英”也指菊花。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郢曲”与“白雪”都是用典。宋玉《砖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楚国都城）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园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诗人觉得东晋陶渊明在他有关菊花的诗作中只写黄菊，不写白菊，似乎不大公平（其实不是不写白菊，我国汉魏及两晋还没有培育出白菊），所以马郎中移栽白菊，并以白菊赋诗，真是难能可贵，其诗作如同《阳春白雪》之曲那般高雅，和者盖寡啊！

接下去，诗人便着力刻画白菊之美。三、四两句：“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主要刻画白菊之色，而“移”字也随手带出。就色而言，白菊冰肌雪骨，如白玉琢成，似秋霜初降，确实不同于篱下生长出来的黄菊。它那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花朵似乎是从月宫生长出寿的，哪是人世间的凡花俗卉呢？

五、六两句又一分一合更细致地描写白菊：“浮杯小摘开云母，部露全移缀水晶。”“小摘”是分开来看，“全移”是合观一体。此处诗人采取他贯用的写作手法，绕开描至对象本身，别出心裁，以他物出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舛巧”。（《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直相描写白菊本身容易直白无味，所以诗人便采用比喻的手法，借物之亡者以喻白菊，浮杯小摘，即分开来帝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再“带露全移”，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花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真如水晶一般明亮这一联笔法精妙，极尽白菊之态。

七、八两句：“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方荣。”着重赞扬马郎中其人及其移植白菊之事。清人陆昆曾评论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说：“含香句，谓花与人称。一经郎中移植，便庆得地。而芳荣自此始矣。”（《李义山诗集注》）。“含香”与“五字客”都是用典。《汉旧仪》中说：在汉代，尚书郎奏事于光明殿。而殿中用胡粉涂墙壁，尚书郎“趋走丹墀。含鸡舌香（即今丁香），伏其下奏事。”另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此处“含香”与“五字客”是赞扬马郎中其人。白菊为大多数人所不赏，却遇到马郎中这样如钟会一样文采风流的知音，生得其地，也可以一显芳荣了。

这首诗句新意关。表现在：诗人写白菊之色不从白菊本身着笔，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之。先是疑白菊生自月中。后又用云母水晶来比方。新颖别致，翻空出奇，同时本诗又使用了一些典故，美不胜收。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这首诗写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作者正闲居永业。当时，李商隐陷入牛李党争之中，境况不佳，心情郁闷，故本诗流露出幽恨怨愤之情。

首联直接写落花。上句叙事，下句写景。落花虽早有，客在却浑然不觉，待到人去楼空，客散园寂，诗人孤寂惆怅之情顿上心头，诗人这才注意到满园缤纷的落花，而且心生同病相怜的情思，用语巧妙。

颔联从不同角度写落花的具体情状。上句从空间着眼，写落花飘拂纷飞，连接曲陌；下句从时间着笔，写落花连绵不断，无尽无休。对“斜晖”的点染，透露出诗人内心的不平静。整个画面笼罩在沉重黯淡的色调中，显示出诗人的伤感和悲哀。

颈联直接抒情。春去花落，“肠断未忍扫”，表达的不只是一般的怜花惜花之情，而是断肠人又逢落花的伤感之情。“眼穿仍欲稀”，写出了诗人面对落花的痴情和执着。

尾联语意双关。花朵用生命装点了春天，落得个凋残、沾衣的结局；而诗人素怀壮志，却屡遭挫折，也落得个悲苦失望、泪落沾衣、低回凄凉、感慨无限的人生际遇。

全诗咏物伤己，以物喻己，感伤无尽。

新解

高阁上，曲终人散；小园里，落花随风漫天飞舞，飘落到了田间曲折的小径上，斜阳在花雨中徐徐西下。我痛惜这如雨的落花，不忍将落红扫去。我望眼欲穿，盼来的春天却又匆匆归去。赏花的心意也随着春天的归去而消失，春去花谢，只留下我泪湿衣裳。

意境浅尝

花朵，用生命装点着春天；春天，却用凋残凄凉了花朵。

所谓“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痴心在左，无情在右。世间最无奈，也莫过于此。

花朵痴情，恨不能一次绽放几世的美丽；春日寡义，视花朵只一抹不起眼的风景。这飘零、沾衣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一如那梦想碎灭后的感花人，只落得泪垂沾衣、低回凄凉的惨际遇。

此刻，竟有了一丝心疼，花开花谢花舞漫天，不忍看到它的坠地，然而，耳畔却残忍的传来了你落地的声音，像抽丝一般绞痛，像山崩一样巨响。我想到了祭奠，洁白的纸花，洁白的衣纱，洁白的面容，洁白的悲伤。

花落处，小径独自幽香，有人说，这是美人出生的地方，只可惜这倾国倾城的绝代风华在一季的绚烂后，却风尘天涯。抬头望，何处是归家？那一朵育下了匈奴的文姬花，尚且在历史的书页里夹杂了一片芳华；那一只月夜魂过沙漠的昭君花，是否还能启开家乡门前的破旧篱笆？

或许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却偏偏选择了秋日葬身陪水逝前随风撒，这是极尽绚烂后的落寞，留的千古一声遗憾：红颜，多薄命！日悬山巅，命薄如花，昔日秦淮河上还弹奏着声声琵琶，今日却不闻扬子畔掩抑鼓瑟。既然生于红尘，亦当归于红尘，或许，多年以后，红尘外我们还能依稀记得她当初沉鱼落雁的红颜！

步非烟下，人道是青楼师师，纵然哭倒了长城，也不能下世轮回再次香君！落花渐入迷人眼，一朝花落终不见。落泪的时候，花还在飘洒，春归的时候，你却已不在。人生，几多花开，几多花败，衣衫湿透，红尘看破，一切都是轮回之道！

这首《嘲桃》讽刺桃花在春风中扬扬得意之态和忘恩负义的恶行。

桃花当然是美艳的，“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可爱艳丽的小桃花在水井旁活泼地绽开着花蕊，那平静深碧的井水中也倒映出桃枝光彩洋溢的花影。井边一树桃花，这本身就是一幅生动的写意画，充满了诗意与色彩的明暗对比。桃花的美丽还在于它早开，桃李报春，得风气之先。那妖艳的花枝在和暖的春风中摇曳招展，风姿绰约，确是迷人。然而，就在桃花得意扬扬的时候，它忘了是谁将它催开。非但如此，它还一边炫耀它的美艳，一边却嘲笑它的恩人一一春风的无形无色。“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何等薄情，何其忘恩负义。美艳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不可因此而自炫；美艳也不全是天生的，有时会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所以，更不可因此而忘乎所以。“嘲桃”是一种比喻，愿人们以此诗中的夭桃为戒。

全诗采用讽谕的手法，表面嘲桃，实际嘲人。首句嘲桃之撒赖元行，次句嘲桃得意之早，三句嘲桃之无能耐，四句嘲桃以怨报德。从表到里，最终揭示了其卑劣无耻的本质，真是深入见骨。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月“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末尾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诗的前两句写花与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各自与众不同而独具芳馨。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金盆，倍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的各自的命运。这两句总写花的万幸和叶的不幸，以它们的“不相伦”反映出荷花独特品质的可贵。

“惟有”二字，同中取异，以下四句，全承它而来，转写荷叶的伸张卷曲，荷花的开放闭合，种种风姿，天然无饰。古人以荷花喻君子美德的很多，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比喻和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但这首诗，却吟咏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的品质，借以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以花性写人性，立意新奇。

最后两句进一层写荷花的“天真”之处。荷花的红花绿叶，互照互映互衬。即使到了红衰翠减、世人愁苦之时，仍然不相遗弃。如果说，前两句写荷花“任天真”，侧重表现共荣；那么，这两句的“长相映”，则主要表现同衰。这四句诗互补互承，从正反两方面完整地表现出荷花既能同荣、又能同衰的坚贞不渝的品质。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几任小官。其主要原因不是他无才，而是没有知己者的力荐。他生存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之中，没有信任，没有依托，饱受奚落和排挤。这首诗歌颂荷花能荣衰相依，实则表达了自己渴求知己、寻觅政治依托的心声。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寓意明显，表达直露，节奏明快，与李商隐很多诗歌的含蓄委婉不同，体现了他诗歌风格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