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叙事散文《桃花源记》。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好的诗应当像醇酒，读后能令人陶醉。因此，要将散文的内容改用诗歌表现出来，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语言形式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艺术再创造。王维这首《桃源行》，正是由于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艺术上的再创造，因而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得以与散文《桃花源记》并世流传。

《桃源行》所进行的艺术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开拓诗的意境；而这种诗的意境，又主要通过一幅幅形象的画面体现出来。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渔舟逐水”的生动画面：远山近水，红树青溪，一叶渔舟，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诗人用艳丽的色调，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为渔人“坐看红树”、“行尽青溪”作了铺陈。这里，绚烂的景色和盎然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在诗中都成了酿“酒”的原材料，化为言外意、画外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过渡性的描叙，来牵引连结，并提供线索，引导着读者的想象，循着情节的发展向前推进。“山口”、“山开”两句，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通过概括描叙，使读者想象到渔人弃舟登岸、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到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桃源的经过。这样，读者的想象便跟着进入了桃源，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这时，桃源的全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远处高大的树木像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茂竹。这两句，由远及近，云、树、花、竹，相映成趣，美不胜收。画面中，透出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读者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诗的韵致、“酒”的醇味，也就蕴含其中了。接着，读者又可以想象到，渔人一步步进入这幅图画，开始见到了其中的人物。“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写出了桃源中人发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居人”所感到服饰上的明显不同，隐括了散文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中间十二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居人共住武陵源”，承上而来，另起一层意思，然后点明这是“物外起田园”。接着，便连续展现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画面。月光，松影，房栊沉寂，桃源之夜一片静谧；太阳，云彩，鸡鸣犬吠，桃源之晨一片喧闹。两幅画面，各具情趣。夜景全是静物，晨景全取动态，充满着诗情画意，表现出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渔人，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使桃源中人感到意外。“惊闻”二句也是一幅形象的画面，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惊”、“争”、“集”、“竞”、“问”等一连串动词，把人们的神色动态和感情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表现出桃源中人淳朴、热情的性格和对故土的关心。“平明”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美好。“扫花开”、“乘水入”，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点。“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两句叙事，追述了桃源的来历；“峡里谁知有人事，世间遥望空云山”，在叙事中夹入情韵悠长的咏叹，文势活跃多姿。

最后一层，诗的节奏加快。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渔人离开桃源、怀念桃源、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遍寻不得、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一口气抒写下来，情、景、事在这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不疑”六句，在叙述过程中，对渔人轻易离开“灵境”流露了惋惜之意，对云山路杳的“仙源”则充满了向往之情。然而，时过境迁，旧地难寻，桃源已不知在何处了。这时，只剩下了一片迷惘。最后四句，作为全诗的尾声，与开头遥相照应。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令读者感喟不已。“春来遍是桃花水”，诗笔飘忽，意境迷茫，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将这首《桃源行》诗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作比较，可以说二者都很出色，各有特点。散文长于叙事，讲究文理文气，故事有头有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交代得具体清楚。而这些，在诗中都没有具体写到，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意境中想象到。诗中展现的是一个个画面，造成诗的意境，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想象、玩味那画面以外的东西，并从中获得一种美的感受。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原因。

王维这首诗中把桃源说成“灵境”、“仙源”，现代的人多有非议。其实，诗中的“灵境”，也有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闾巷、田园，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生活的气息。它反映了王维青年时代美好的生活理想，其主题思想，与散文《桃花源记》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画面来开拓诗境，可以说，是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在早年作品中的反映。此外，全诗三十二句，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平仄相间，转换有致。诗的笔力舒健，从容雅致，游刃有余，颇为后人称道。清代王士禛说：“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王维）、韩退之（韩愈）、王介甫（王安石）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红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池北偶谈》）这“多少自在”四字，便是极高的评价。翁方纲也极口推崇说，这首诗“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石洲诗话》）这正是结论性的评价。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恃宠享乐。娇贵异常；而不遇之女，即使美颜如玉，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此诗所写，盖为此而发，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或谓伤君子不遇，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都能讲得通。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洛阳女儿”这一艺术形象。开头两句对“洛阳女儿”略作介绍。以冷语发端，自含鄙夷之意。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一为侧笔映衬，二为正面描写，一虚一买，“洛阳女儿”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良人”。遇者则贵、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暗暗含在其中。“画阁”以下四句，写“洛阳女儿”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回来的时候，用宝扇遮面，被接入九华帐里。至此，“洛阳女儿”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狂夫富贵在青春”到“不惜珊瑚持与人”，连续驱使典故，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结构上照应上文“良人”一句，将诗意补足。其夫正当青春年华，身享荣华富贵，意气骄奢，甚于晋代巨富石崇；丈夫亲自教她跳舞，其怜爱之情，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不惜珊瑚持与人”，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将“良人”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这里所描写的是“狂夫”之相，但细玩诗意，却是借“狂夫”之相，以形“洛阳女儿”的娇贵之态，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洛阳女儿”而驱使笔墨的。随后，顺接上面的“自怜碧玉亲教舞”句意，迤逦而下，正面描写“洛阳女儿”在九微灯约光晕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通宵达旦，歌舞不休。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暗示“洛阳女儿”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直到天亮，九微灯才熄灭，这里以九微灯入诗，无异是把“洛阳女儿”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从而为“洛阳女儿”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其富贵之相，借典故婉然传出。“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写“洛阳女儿”戏乐已毕，无暇练习曲子；打扮好了，依炉熏香而坐。“坐”字，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下面又拓开一层，写“洛阳女儿”出入贵戚之家，奔走权门之内，虽语不涉讽，但讽意存焉。

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在她未遇之时，身处贫贱地位，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谁怜”二字，一贯到底，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

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贵一贱，一奢靡，一穷困，各成独立的画面，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写法上，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意到即止。一繁一简，繁简各宜。诗中有讽刺，有同情，有慨叹，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

这首诗叙述了一位老将的经历。他一生东征西战，功勋卓著，结果却落得个“无功”被弃、不得不以躬耕叫卖为业的可悲下场。边烽再起，他又不计恩怨，请缨报国。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蒙昧，冷酷无情，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

全诗分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是写老将青壮年时代的智勇、功绩和不平遭遇。先说他少时就有李广之智勇，“步行”夺得过敌人的战马，引弓射杀过山中最凶猛的“白额虎”。接着改用曹操的次子曹彰故事，彰绰号黄须儿，奋勇破敌，却功归诸将。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描绘老将的智勇才德。接下去，以“一身转战三千里”，见其征战劳苦；“一剑曾当百万师”，见其功勋卓著；“汉兵奋迅如霹雳”，见其用兵神速，如迅雷之势；“虏骑崩腾畏蒺藜”见其巧布铁蒺藜阵，克敌制胜。但这样难得的良将，却无寸功之赏，所以诗人又借用历史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汉武帝的贵戚卫青所以屡战不败，立功受赏，官至大将军，实由“天幸”；而与他同时的著名战将李广，不但未得封侯授爵，反而得罪、受罚，最后落得个刎颈自尽的下场，是因“数奇”。这里的“天幸”，既指幸运之“幸”，又指皇帝宠幸；“数奇”，既指运气不好，又指皇恩疏远，都是语意双关的。诗人借李广与卫青的典故，暗示统治者用人唯亲，赏罚失据，写出了老将的不平遭遇。

中间十句为第二段，写老将被遗弃后的清苦生活。自从被弃置之后老将便“衰朽”了，岁月蹉跎，心情不好，连头发都白了。他昔日虽有后羿射雀而使其双目不全的本领，但久不习武，双臂就如同生了疡瘤，很不利落了。古人常以“柳”谐“瘤”，并且“杨”“柳”通假。在这里诗人以“杨”谐“疡”（疮）是照顾到诗的平仄声调。老将被弃，疡生左肘，却还得自寻生计，“路旁时卖故侯瓜”。“故侯”，指秦东陵侯召平，秦破，为布衣，种瓜于长安东城。这里说他不仅种瓜，而且“路旁时卖”，可知生活没有着落；“门前学种先生柳”，也是指他以耕作为业的意思。陶渊明门前有五柳，因自号“五柳先生”。至于住处则是“苍茫”一片“古木”丛中的“穷巷”，窗子面对着的则是“寥落寒山”，这更见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从无宾客往还。但是老将并未因此消沉颓废，他仍然想“誓令疏勒出飞泉”，象后汉名将耿恭那样，在匈奴疏勒城水源断绝后，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终于又得泉水却敌立功；而决不像前汉颍川人灌夫那样，解除军职之后，使酒骂坐，发泄怨气。

最末十句为第三段，是写边烽未熄，老将时时怀着请缨杀敌的爱国衷肠。先说西北贺兰山一带阴霾沉沉，阵战如云，告急的文书不断传进京师；次写受帝命而征兵的军事长官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一带征召大批青年入伍，诸路将军受诏命分兵出击。最后写老将，他再也呆不住了，先是“拭拂铁衣如雪色”，把昔日的铠甲摩擦得雪亮闪光；继之是“聊持宝剑动星文”，又练起了武功。他的宿愿本就是能得到燕产强劲的名弓“射天将”擒贼擒王，消灭入寇的渠魁；并且“耻令越甲鸣吾君”，绝不让外患造成对朝廷的威胁。结尾为老将再次表明态度：“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借用魏尚的故事，表明只要朝廷肯任用老将，他一定能杀敌立功，报效祖国。魏尚曾任云中太守，深得军心，匈奴不敢犯边，后被削职为民，经冯唐为其抱不平，才官复旧职。

这首诗十句一段，章法整饬，大量使事用典，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刻画出“老将”的艺术形象，增加了作品的容涵量，完满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沈德潜《唐诗别裁》谓“此种诗纯以对仗胜”。诗中对偶工巧自然，如同灵气周运全身，使诗人所表达的内容，犹如璞玉磨琢成器，达到了理正而文奇，意新而词高的艺术境界。

此诗以“渭城曲”为题载于《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此诗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清晨，渭城客舍，自东向西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的驿道，客舍周围、驿道两旁的柳树。这一切，都仿佛是极平常的眼前景，读来却风光如画，抒情气氛浓郁。“朝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长，刚刚润湿尘土就停了。从长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车马交驰，尘上飞扬，朝雨乍停，天气晴朗，道路显得洁净、清爽。“浥轻尘”的“浥”字是湿润的意思，在这里用得很有分寸，显出这雨澄尘而不湿路，恰到好处，仿佛天从人愿，特意为远行的人安排一条轻尘不扬的道路。客舍，本是羁旅者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象征。选取这两件事物，自然有意关合送别。它们通常总是和羁愁别恨联结在一起而呈现出黯然销魂的情调。而今天，却因一场朝雨的洒洗而别具明朗清新的风貌──“客舍青青柳色新”。平日路尘飞扬，路旁柳色不免笼罩着灰蒙蒙的尘雾，一场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青翠的本色，所以说“新”，又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来。总之，从清朗的天宇，到洁净的道路，从青青的客舍，到翠绿的杨柳，构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图景，为这场送别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环境。这是一场深情的离别，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相反地，倒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调。“轻尘”、“青青”、“新”等词语，声韵轻柔明快，加强了读者的这种感受。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只属于行者。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

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于绝大多数离筵别席演唱，后来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

深挚的母爱，无时无刻不在沐浴着儿女们。然而对于孟郊这位常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游子来说，最值得回忆的，莫过于母子分离的痛苦时刻了。此诗描写的就是这种时候，慈母缝衣的普通场景，而表现的，却是诗人深沉的内心情感。

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与“衣”两件极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作任何修饰，但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

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作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像区区小草，母爱如春天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悬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在宦途失意的境况下，诗人饱尝世态炎凉，穷愁终身，故愈觉亲情之可贵。“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读孟郊诗》）。这首诗，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中正见其诗味的浓郁醇美。

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此诗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这是一首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打转转，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当然也有弃古辞于不顾而自铸伟辞的）。这种从古辞中寻找“母题”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朓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

蔓，蔓延；红英，即红花。春天，绿草如丝，葱葱茸茸，蔓延大地，绘写出一派绿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树上，红花竞放，绚丽夺目。绿的氛围，红的点染，在鲜明的对比之中，烘托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窈窕少女，目睹此景，心伤离情，不禁怦然心动，情思缱绻，不无惆怅地发出了感叹：“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意谓：且不要说心上的人儿不回来，即使等到他回来，那绚丽的花朵早已凋谢了，那大好春光早已白白地流逝了，我那美妙的年华也早巳悄然飘去了。红颜难久持。这里，诗人不主要写少女如何急切地等待着情人，如何急不可耐，而是着重写她对于红花的珍惜，对于大好春色的留恋，由此描写出她思君、恋君的春一般的情愫，流露了“美人迟暮”的怅然之情。如此写来，就把主人公的心态从一般的少女怀春，从感情的倾诉和宣泄，升华到了一种对春的珍惜、对时的留恋的理性高度，渗透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这样，从景的描绘，到情的抒发，再到理性的升华，三者水乳交融般地融汇在一起了。所以，这是一首充满了生命意识的景、情、理俱佳的好诗。

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首先，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这便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其次，诗写春的景色逗引起春的情思，因景而生情，情景相生，短章逸韵，风姿绰约，这原是南朝乐府民歌的本色，是“俗”。然而在描写笔法上却颇具匠心，诗人在绿的氛围中缀以红花的点染，巧笔对比，着意渲染，流露出文人精心构制的痕迹，表现出“雅”。雅俗结合，创为佳构。另外，诗的用韵也值得一提。诗用仄韵，短促，急切，对表现出主人公惜春、惜时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起到很好的作用，呈现出语浅意深、韵短情长的艺术风貌。

《春日行》属古乐府《杂曲歌辞》。这首诗描写在明媚的春光中男女青年郊游嬉戏的欢乐情景。全诗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显出俊逸的风格。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自汉魏以来，历代文人就在有关蜀道的作品中对其加以描写渲染。萧纲的《蜀道难》写了巫山一带的险峻地势，诗歌短小而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