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寓意丰富，自汉代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题材。千百年来，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且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多得数不清。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公元752、753年（唐天宝十一、二年）间，李白继幽州之行又有一次漠北之行，他离开幽州南下魏郡又沿太行北上，入河东道，至云中郡，而后北行至单于都护府凭吊昭君墓，写下《王昭君二首》。因为对于昭君出塞，李白满怀惋惜之情，所以诗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伤怀、伤感的气氛。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用一个“月”字，来烘托昭君远嫁匈奴的伤感主题：中原汉家的月亮，那光华跟随着远嫁匈奴的昭君。然而她一踏上通往玉门关的路，就如同去了天涯，永不回归。“月”在这里既代表家乡的月亮，也代表故乡、故国。然而一个小小的玉门关，竟会把这一切无情阻隔。回望家乡那轮圆月，就要在眼前永久消失，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能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接着诗人又以“月”字发出忧伤的慨叹：汉家的月亮到了明天又会从东海升起，但昭君西嫁，却是一去不返。这种别离，让诗人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无望，所以更加重了忧伤的思绪。诗人又提到了燕支山，在诗人看来，匈奴那里的燕支山，终年酷寒，不生草木，只有落雪作花，所以诗人想象，昭君嫁到匈奴，就连曾经倾国倾城的美貌，也憔悴衰老，埋没在黄沙滚滚的塞外。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却是汉代后宫的画师，昭君她生前没有黄金送给后宫的画师，死后也只留下一座青冢，令后人凭吊，扼腕叹息。

关于“枉图画”，有一个传说，昭君曾作为掖庭待诏，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当时其他宫女为了早日博得恩宠，都用黄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美，被皇上选中。独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愿行贿，所以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便被贬入冷宫三年，无缘面君。把昭君所谓的“悲剧”和宫廷画师相联系，尽管有些牵强，却更能加深悲伤的主题。

第二首诗写昭君拂净了马鞍，流着眼泪上马向西而去.。“今日”还是汉朝的宫里人，“明朝”就是匈奴单于的妻妾了。按照丁启阵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到写第二首时，似乎情无以堪，只能勉强完成一首五言绝句，不同于第一首的五联十句。

昭君出塞的故事，历来都被人写作多种主题。李白的这两首诗尽管走的是悲悯伤情路线，读来仍然让人伤怀、感动。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直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直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陌上桑》，乐府《相和歌辞》旧题。这首诗写的是秋胡戏妻的故事，诗中赞扬了罗敷的坚贞自洁，诗人也用以寄托自己对国、对君的忠诚。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抒发了他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

前四句从侠客的装束、兵刃、坐骑描写侠客的外貌。

第二个四句写侠客高超的武术和淡泊名利的行藏。

第三个四句引入信陵君和侯嬴、朱亥的故事来进一步歌颂侠客，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抱负。侠客得以结识明主，明主借助侠客的勇武谋略去成就一番事业，侠客也就功成名就了。

最后四句表示，即使侠客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侠客的骨气依然流芳后世，并不逊色于那些功成名就的英雄，写史的人应该为他们也写上一笔。

有人认为这首《侠客行》仅仅是写朱亥、侯嬴，是不对的。前八句写的侠客的形象就与朱、侯两人不符。朱并不会剑术，而是力气大、勇敢。侯主要是智谋取胜。一句“闲过信陵饮”不过是将侠客与信陵君这样的“明君”联系起来罢了，因朱、侯都不是以这种方式结识信陵君的。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前人有曰：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李白这首诗亦当如是！

我们知道，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这是与唐代西域交通发达，全国经济日益繁荣，城市商业兴旺的盛唐时代有关，所以，下仅是燕赵传统的多任侠而已。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论稿》）更促成了少年喜剑术、尚任侠的风气。李白少年时代，颇受关陇文化风习的影响，因此，他自幼勤苦读书“观百家”外，“十五好剑术”（《与韩州书》）“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甚至，他一生都不离剑的：“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堪称是“文武不殊途”，兼备于李白一身了。那么，诗人李白何以如此爱剑呢？这和他轻财重义，尚任侠分不开。他说；“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正是当时任侠流行的社会意识，为了事业心和抱负的驱使，尚任侠的少年都企求干一番豪纵、快意的事，得到社会上的普遍赞誉。李白这首《侠客行》就是以这任侠意识为旨的。

《侠客行》是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当时游侠儿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的展现在目前了。因为诗人并不是为物而夸张的写物，而是处处着眼于人的精神气势而写物。“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

诗人进而写游侠的行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也仅是二十字，就高度概括了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等等的高尚人格。诗人是以“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思想，加以歌赞的。事实上，诗人之所以少好任侠，乃是以此为理想人格而向往的，故能把一般的任侠社会意识，写得如此深刻而生动。

最后，诗人以战国时“窃符救赵夺晋鄙军”中的侯赢、朱亥”二壮士”例，阐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之旨。“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恒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三杯吐然诺，五岳为之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重然诺，尚意气的任侠，真是“慷慨成素霓，啸咤起清风。”（张华《壮士篇》）的。震撼了大梁城：“千秋二壮士”，是当之而不愧。“不惭世上英”！诗人对“二壮士”叹服不已，情见于词了。

然而，诗人不仅在热烈的颂唱“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是为壮夫所不为！

《侠客行》诗，虽在歌颂任侠，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把诗人少年的豪情壮志，表现无遗了。

侠客一道，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到了宋代之后，在长期的王权的压制下，这个基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休眠了；而到了近代，更是又来了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压制，中国人吃饭、穿衣、一举手、一投足、一动念，都变得要想一想是否符合西方人的规范，是否有“绅士风度”。因此，侠客一道的文化基因在现代中国也是离死不远了。现今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但如果你真仔细想想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里的侠客，你会发觉那都只不过是一些可爱的小男人和小女人。作为消闲，可爱固然是可爱，但与李白诗中的那种豪侠境界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承平世界，一切都已经由别人安排好了，管理好了，自己消闲就够了；但如果我在前面所说的新的极权世界果真降临，我们恐怕就更需要唤醒远古的基因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就算是某一种“眼花耳热后”的梦话吧！

从诗中明显看出李白的心事并不好。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夫妇，此处是李白知道主人姓焦以后的打诨；二是借《古诗十九首》中一个典故，意思是妻子为客人缝补衣服，丈夫突然回来，很不高兴，同行的客人们就唱起歌谣：“在外不容易啊，在外不容易，衣服谁来缝补啊，衣服谁来缝补？”意思是：我们和你妻子的关系是正当的，不用怀疑，而影响你们夫妻的关系。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这首诗记述诗人在浪迹江湖的旅途中，收到中都一小吏赠送的酒、鱼，便豪兴大发，烹鱼煮酒，二人对酌，直到酒酣饭饱，才“醉著金鞍上马归”。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是盛赞中都小吏礼物的珍贵。以“斗酒诗百篇”而著称的“谪仙人”李白，对山东名酒素有特殊的感情，曾经为此写下热情洋溢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中都小吏带来的美酒也是光“若琥珀”，这就使李白愈感谢小吏的情意。

中都小吏能以名贵的贡品金赤鳞赠送李白，可见其情深意长。李白在诗的头两句首先从光彩色泽上对鲁酒，汶鱼进行点染，说明礼物的名贵，为下文抒写小吏对诗人的挚情做好铺垫。“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直抒胸臆，热情赞美中都小吏高尚的心灵，赞美小吏对李白这异乡“远人”的深情厚谊。第三句中诗人不用“小吏”而用“豪吏”，既是对小吏的尊重，又暗示出李白对中都小吏位虽卑，德却高的赞赏，换句话说，“小吏”德本高位却卑，说明封建社会的黑暗。

“”在这两句诗中，直接吟咏彼此之间的真挚的友谊。中都小吏和诗人的“两相顾”，因为二人的意气之“相倾”。而二人“意气相倾”的力量支点又都在于有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崇高心灵。正由于有了这共通的价值观，因此中都小吏对“赐金放还”的李白不但不鄙弃，相反，还“意气相倾”地“携斗酒双鱼于逆旅”来拜访。也正由于有了相通的心灵，因此李白对小吏那不附炎趋势的高尚品格才愈加钦佩，“斗酒双鱼表情素”一句是对“意气相倾两相顾”的补充，“斗酒双鱼”原本是中都小吏为“表情素”赠予诗人的礼物，但在“恨相逢之晚”的氛围中，诗人却将“斗酒双鱼”“借花献佛”般地反赠小吏，表达了诗人对小吏由衷敬慕的“情素”。

“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两句。是写赤鳞鱼出水后的神态：赤鳞鱼发着呀呷的声音，鳍鬣都大张开来，在盘中激烈地翻滚着几欲飞走。“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两句，重在描写宰鱼，做鱼的过程，意思是招呼孩子擦净桌案挥刀宰鱼，雪白肥嫩的鱼肉呈现在眼前。这里“呼”、“拂”、“挥”三个动词给人以欢快之感，使诗句的内在节奏感迅速加快；而“红”、“花”、“白”三种鲜亮的色彩，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这些充满动感和色彩感的字词的巧妙间用，显示出李白及其家人酬谢中都小吏时轻松快捷的心情。

结句“为君下筯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意思是希望小吏开怀畅饮，之后再上马酣然归去。这首诗歌虽然不象《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作一样著名，但在李白描写友情的诗歌中仍不失为一首佳作。它体现了诗人对下层百姓的深挚友情。

李白自离长安后，饱览世态之炎凉，倍尝势力小人的鄙视。困窘之时，素昧平生的中都小吏能毅然冲破世俗樊篱，“携斗酒双鱼于逆旅”拜访李白，更显其心灵之美。同时通过揭露小吏的位卑与心灵的高洁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控诉摧残人才的封建社会。另外，此诗写鱼酒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而李白豪爽坦诚、热情待人的音容笑貌，也宛然可接。

“意气相倾两相顾”，也显示了一代大诗人与下层社会一小吏意气相投的真挚友谊及心心相印的心灵之美。

《结袜子》在古乐府中属《杂曲歌辞》。李白此诗是借古题咏历史人物高渐离刺杀秦始皇、专诸刺杀吴王僚之事。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第二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第三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诗的最后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前六句专写金陵妓。开头两句，诗用行人“窃听琴声”发端，琴声自“碧窗里”传出，表明弹琴的人是女子，琴声能引来行人窃听，可见琴声悠扬优美，弹琴的人技艺娴熟。这两句描写金陵城东的歌妓善弹古琴。“”以一片落花喻指金陵子，形容她好像仙女，气韵不凡，自天而降落人间，随人们一起渡过西江水，来到金陵。“楚歌吴语”二句，描写金陵子富有情致：金陵子能唱楚歌，她操一口吴侬软语，娇滴滴未成腔调先有情。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小妓金陵歌楚声。”李白对这位才艺、容貌双全的歌妓曾倾心过。他写的诗句“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透露过这个消息。

最后两句，诗人以摅写自己的心迹结束全篇。他借用晋朝谢安的典故，喻写自己的意愿。谢安旧时隐居于会稽东山，后来居住金陵，他便筑土山以比拟东山，常携妓纵情游赏。李白的《东山吟》也写过这则典故，他在题下自注：“去江宁城三十五里，晋谢安携妓之所。”诗云：“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这首《金陵子》结句与《东山吟》意义类似。“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诗人正邀约金陵子，携手在林泉佳处游赏。谢安志在东山，李白志在林泉，诗意故作放旷，而不满现实、退隐青山之志，隐然可见。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的事迹：云：“（太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按，谢灵运封康乐公，魏氏误以谢灵运为谢安），故世号李东山。”

摹写歌妓，如果着意于容貌、服饰和纤秾艳丽的色彩，必流于平庸。李白却用宕逸轻灵之笔，清新洒脱的语言，形容金陵子的才艺、气韵、情致，不落俗套，情意缠绵。结句切金陵城，借用谢安典故，比喻自身意绪，就地起兴，喻意恰当，妥贴自然，更增添了诗篇的超逸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