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试律诗一般为六韵，此诗则是一首四韵诗的典例和佳作。毛奇龄《唐人试帖》根据荆冬倩“奉试”诗亦为四韵认为可能是当时官限如此，而直至后来，“奉试”诗才又变为六韵。

此诗寥寥数句就突出了明堂上的火珠明亮耀眼的特点。首两句从明堂入笔点出火珠，接下来四句则写了火珠的光辉。作者以月与星作比，可谓妙绝。“夜来双月满”之“双月”，一实指天上的月亮，一喻指明堂的火珠，两者并举就说明火珠皎洁光白之至与天下月亮无二，仿佛又一轮明月遗落人间，两月同散发出柔和的微光为夜晚增添了不少景趣。夸张、衬托至极致。而“曙后一星孤”句对仗工整，描写的是天亮月亮落下后的景象：虽然月亮消失了，但火珠的光辉不减，就像一颗永挂天边的星星。“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二句，继续写火珠之光，写出了其珠光闪闪的特点。最后，诗人以颂扬作结。因火珠乃他国所献之宝物，有此盛事正说明国家之强大及时代之太平。结句遣字用词还算颇有气势，只是意义平平，未免落入俗套。

此诗虽有宫体诗味，但取景空阔，清明自然，不失名家气度。诗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历来受人关注。此联描写的是明堂上的火珠，在夜晚与月光相衬如同一双明月，而曙后天明月亮西沉时，火珠仍然如一颗孤星在明堂屋顶上闪闪发光。后来有人把“曙后一星孤”一句别解为崔曙死后只留下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分门古今类事》“崔曙一星”：“崔曙作《明堂火珠》诗云：‘’时称佳句。未几。曙卒。无子，惟一女，名星星。星，盖其谶也。”在这样的附会之下，“曙后一星孤”竟然成了诗谶。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

杨敬之的诗，《全唐诗》仅存二首，其中这一首极为后世传诵，并且因为众口争传，逐渐形成人们常用的“说项”这个典故。

关于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

杨敬之在当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这首诗却真心实意地推荐了一个“未为闻人”的才识之士。他虚怀若谷，善于发掘人才；得知之后，既“不藏人善”，且又“到处”“逢人”为之揄扬，完满地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品德。

首句“几度见诗诗总好”，是衬垫之笔，也点出作者之知道项斯，是从得见其诗开始的；赏识项斯，又是从觉得其诗之好开始的。次句进一步写见到了本人以后，惊叹他“标格过于诗”，心中更为悦服。对项斯标格之好，诗不直写，却先提一句“诗好”，然后说“标格过于诗”，则其标格之好自不待言。“标格”包括外美与内美，即仪容气度、才能品德的统一。品评人应重在才德，古今皆然。下文便写到诗人对于项斯的美好标格，由内心的诚意赞赏发展到行动上的乐意揄扬。

“平生不解藏人善”，这句话很占身分。世间自有见人之善而不以为善的，也有见人之善而匿之于心，缄口不言，唯恐己名为其所掩的；诗人于此则都“不解”，即不会那样做，其胸襟度量之超出常人可见。他不只“不解”，而且是“平生不解”，直以高屋建瓴之势，震动世间一切持枉道、怀忌心的小人。诗人对于“扬人之善”，只是怎么想便怎么做，不曾丝毫顾虑到因此会被人讥为“互相标榜”；怎么做便又怎么说，也不曾丝毫顾虑到因此会被人讥为“自我标榜”。其古道热肠，令人钦敬。做了好事，由他自己说出，更见得直率可爱。本来奖掖后进，揄扬人善，一向传为美谈，诗人自为之而自道之，也有自作表率、劝导世人之意。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所表现的感情高尚美好。正因为这种难得的、可贵的诗情，它才能广泛流传，成为赠友诗中的上品。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前二句展示了一幅让人惊叹的画面。王大娘那细细的长竿顶着那么大的一座木山，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山上翻滚出入，真够刺激。而着一“唯”字，更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妙。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后两句进一步写出王大娘超乎常人的力量与神妙绝伦的技艺。“谁谓”的反问语气更突出了人们的惊讶诧异，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

此诗不仅再现了唐玄宗勤政楼前人们观赏百戏的热闹场面，对王大娘过人的力量和神妙的技艺表示了由衷的赞叹，而且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安宁和谐。据《太平​御览》记载，刘晏写下此诗，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一片赞颂，唐玄宗非常高兴，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

这首诗题为“寄王舍人竹楼”，实际上借对王舍人“竹楼”的赞美，表现了作者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

诗的起句“傲吏身闲笑五侯”，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由诗题可知，这是一首唱和之作。有位将军再度出塞，姓陆的县令写诗赠别，诗人遵循该诗原韵，运用描写、想象、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段，热烈颂扬了将军的爱国精神。

诗人一落笔就以“忽闻”两字表达了意想不到的惊叹，同时，又用“天上将”盛赞了将军的神武智勇。为下文写他再次驰骋疆场的壮举作了铺垫。三、四句，紧承第二句，以“始返”与“还向”相呼应，简洁流畅地表现了将军的西征北战，奔驰不息。他刚从遥远的“楼兰国”返回，现在又要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朔方城”。但是为了安邦御敌，这个以赫赫战功赢得天将之称的将军急国家之所急，不贪图安逸享乐，品德非常高尚。

“黄金装战马”以下六句，是设想将军再度出塞后的战斗生活，诗中没有表现军旅的艰辛，也没有渲染战斗的激烈悲壮，而是突出表现了将军的指挥才能，刻划了一个威仪堂堂、谙熟六韬，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统帅形象。他骑着黄金装饰的战马，挥动系有白旄牛尾的令旗，调集威武神勇的士兵，排列成像星空一样壮观神秘的军阵，又借山川之便巧妙地安置了营寨。接着，诗人又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暗示征战的必胜。嘹亮的号角声和军旗上闪耀的春色透露，全军士气十分高昂，大捷在望。将军的神武，也借这两句氛围描写得到了渲染烘托。在这六句中，诗人分别使用了“装”、“集”、“开”、“列”、“吹”、“耀”六个动词，把战马、令旗、神兵、星月、山川、画角、军旗、晚风、春色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英勇雄壮、声势震天的军阵场景，大大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末二句：“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借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寇立功，封定远侯的事例，肯定书生出身的将军定会建立名垂青史的功业。诗人先用反诘词“宁知”领起，于后又以“犹是释疑”，避免了平铺直叙，表达了对将军的殷切期望。

此诗气势激昂雄健，体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初唐气象。诗中多处用典，或暗或明，羚羊挂角，纵横开阖，语出自然，浑然一体，实为大家手笔。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陈子昂“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由此诗观之，此言并不为过。

此诗以时令即景起兴，蕴含深沉复杂的感慨。秋日黄昏，天高地远，沈千运返还气候已寒的深山，走向清苦的隐逸的归宿。知友分别，不免情伤，而诗人却坦诚地表示对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所以接着用含蓄巧妙、多种多样的手法予以比较描述。

在封建时代，仕途通达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隐，那是一种富贵荣禄后称心自在的享乐生活。沈千运仕途穷塞而老大归隐，则别是一番意趣了。诗人赞赏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能够把俗士视为畏途的深山隐居生活，怡适自如，习以为常。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曾把深山隐居描写得相当可怕：“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茏葱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以为那是不可久留的。而沈千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游息，无所不到，显得十分自在。山石流泉淙淙作响，恰同风吹雨降一般，是大自然悦耳的清音；桂花缤纷，松子满地，是山里寻常景象，显出大自然令人心醉的生气。这正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的情趣和境界，而为“遁世无闷”的隐士所乐于久留的归宿。

深山隐居，确实清贫而孤独。然而诗人风趣地一转，将沈比美于汉代真隐士韩康，调侃地说，在山里采药，既可卖钱，不愁穷困，又能服食滋补，延年益寿。言外之意，深山隐逸却也自有得益。而且在远避尘嚣的深山，又可自怀怡悦，以白云为友，相邀共饮；有明月作伴，到处可眠。可谓尽得隐逸风流之致，根本不会有孤独之感。

最后，诗人出奇地用身、魂在梦中夜谈的想象，形容沈的隐逸已臻化境。这里用了《世说新语·品藻》中东晋名士殷浩的典故。较之名士的“我与我周旋”，沈独居深山，隔绝人事，于世无名，才是真正的毫无竞心。他只在睡梦中跟自己的灵魂反复交谈自己觉醒时的行为。诗人用这样浪漫的想象，暗寓比托，以结束全诗，正是含蓄地表明，沈的隐逸是志行一致的，远非那些言行不一的名士可比。

综上可见，由于诗旨在赞美沈的清贫高尚、可敬可贵的隐逸道路，因此对送别事只一笔带过，主要着力于描写沈的志趣、环境、生计、日常生活情景，同时在描写中寓以古今世俗、真假隐士的种种比较，从而完整、突出地表现出沈的真隐士的形象。诗的情调浪漫洒脱，富有生活气息。加之采用与内容相适宜的七言古体形式，不受拘束，表达自如，转韵自由，语言明快流畅，声调悠扬和谐。它取事用比，多以暗喻溶化于描写隐居生活的美妙情景之中，天衣无缝，使比兴形象鲜明，而又意蕴深厚，神韵维妙，呈现着一种饱满协调的艺术美感。大概由于这样的艺术特点，因而这诗尤为神韵派所推崇。

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张守珪被贬括州（今浙江丽水东南）后，遣人招纳高适的族侄式颜前去，高适遂作此诗送别。全诗先称赞张守珪业绩辉煌，多有溢美之词；随即叹其遭贬，言辞惋惜；又对其身遭遇而志不堕十分称许；承此对族侄被招甚感艳羡，却又十分清醒地看到前途多曲折，因而谆谆教诲，言辞恳切，令人感奋；最后挥酒劝别，一句“家声勿沦滓”，在全篇曲折行文之末陡然提出，收煞有力，恰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此诗第一句交代宴饮的地点，为下文的展开写出了规定的场景。第二联把大臣们写得不同凡俗，更恰到好处地吹捧了皇帝。第三联突然笔锋一转，由宴会写到了东庄周围的环境。最后归结到宴会上来，收住上文，把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全诗用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来介绍长宁公主的别墅，虽然辞藻过于华丽，但是皇家庄严肃穆的一面描绘得很具体，使人对皇帝家那种威严奢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作为宰相，李峤写出如此的文章似乎很天经地义，这是政治和文学的结合，李峤既将政治目的融到了诗里，又严格按照五言律诗原有的体裁来编辑词汇。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花团锦簇般的修辞堆在那里，皇家的气派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辞藻方能说明。大多数应制诗、侍筵诗都是如此。此诗俗处在于空泛，这也是大多数此类诗词很难跳出的套路。

这首作品是典型的侍筵诗。侍宴写的诗，多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少酸甜苦辣的隽永名言，这样的诗其实流传不广，因为没有什么用，充其量记录一些生活片段，玩一下生涩怪癖的文词，应景显才之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