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

名句赏析

本文中写景的名句是：“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这里运用白描手法，语言简练，但形象逼真，妙趣横生

诗作对比

《小石潭记》和《小石城山记》写景抒情的“情”是否相同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中的最后一篇。作者寓情于景，抒发谪居生活的清寂苦闷、抑郁忧伤之情。他所写的游记散文，往往借景抒情，以寄托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悲愤。

《小石潭记》这首诗描绘了小石潭的石水鱼树着意渲染了寂寞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气氛,抒发了作者在寂寞处境中悲凉凄怆的心绪；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看见小石潭美景时喜悦的心情。

诗作分析

这篇散文共计221个字，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描写景物和寓含情感却恰到好处，真是一字不可增添，一字不可删减。

为什么小石城山会遭遇无人赏识的境况呢？这当然是由小石城山所处的偏僻荒凉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要到小石城山，需要从西山道口一直向北，越过黄茅岭下去，再稍稍向北，又折向东；在不过四十丈的地方，还有地层断裂，且被一条河水分开，并有积聚的山石横截在路端。试想，不是有非常好奇、迫切探峻心理的人，有谁愿意到这里来呢？有谁想到这里来呢？又有谁能和这小山产生心理共鸣呢？也只有柳宗元，也只有被贬的柳宗元。他从唐朝的都城长安走来，眼睛一亮，发现了荒野僻郊的小石城山，发现了它非同寻常的美。

柳宗元的眼光是独具慧智的，因为他有自己仕途坎坷的经历；柳宗元的胸怀是饱含怜惜之情和沧桑之感的，因为他有着与小石城山相似的境遇。只有柳宗元能发现它，也只有在柳宗元的眼中它才会放射出美丽的光彩，而且成为声名播世的美山。小石城山的美是他人不能掩盖的，因为那是天赐，谁嫉妒也白费劲。小石城山尽管处在偏僻荒远之地，但它却有幸遇见了柳宗元，于是成名。这或许是偶然，但不能说不是必然，是历史的必然。而柳宗元不知道需要遇见谁才能走出这被贬的偏僻荒远之地，他的必然又在哪里。偏僻产生荒凉，荒凉产生空旷，空旷产生幽静，幽静产生忧郁，而忧郁产生思虑，有思虑就有美。世人很少能见的美，才是奇特的美。有时一个特殊的人物与自然之景就这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心心相通，人从自然中得到慰藉，自然之景又从人的思维中升华了美。

那就看一看这小石城山的奇特之景之美。它的形，上边好似垛墙望楼，旁边犹如耸出的天然城堡，且有城门；（这大概就是此山叫做小石城山的原因吧。）它的色，有树和竹的翠绿，闪动着一种生命所特有的坚韧、刚毅与追求之光，还有浓黑的洞穴，很神奇，也很神秘，里边一定盛着好多好多沉睡已久的故事；它的声，投进小石子，洞穴中就有咚咚的水声，声音十分响亮，很久才消逝，那肯定是一曲美妙的音乐，在等人赏鉴并取名；它的貌，无土壤却生长着树木和竹子，且坚实葱郁，疏密相间，俯仰成趣，像是有才智的人布置的，但又比人布置的精妙，可谓鬼斧神工；而它的高度，环绕登到山顶，就能眺望到很远的地方，像是小石城山也在探视外面的世界，打听外面的消息。你能说这小山之景不美吗？不奇特吗？它的美与奇特，就在于它的简单。它自然质朴，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它孤独但并不渲染孤独，寂寞却不虚张寂寞，这就是小山的品质与性格。小山在这里呆了多少年，连小山自己也不知道。它真地有些郁闷，但心情总是很平静的，因为它正在等待一个人发现它，而它相信迟早会有一个人发现它。这个人终于走来了，他就是柳宗元。这小山的奇特之景之美，终于被柳氏的妙手点化成一颗璀璨耀眼的星，点缀在了世界和历史的天空，与群星一起，给人带来欣悦。而这小小的石城山，没有被上帝安排在繁华喧闹的中原，却被安置在偏僻荒远之地，是上帝有意考验它的耐力与意志吗，还是想看看到底是哪位贤达智人首先发现它呢？那个所谓的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柳宗元的说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他先说更加相信这一切有上帝的特意安排，却又对上帝这样的安排不理解，觉得上帝不应该做千百年的美景不被人识的事。当有人对上帝的做法做了解释，柳宗元还是不相信。如果按理解与相信的角度讲，山水的命运全在乎上帝的安排了，山水也有受宠的和不受宠的，这和人一样嘛，像柳宗元这样才德都很美好出众的人，不就是因为改革失败了就被皇上贬到这僻远之地来了吗？而优美的小石城山，肯定也是遭上帝的贬谪了，至于什么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小石城山也有什么改革上帝章法或所辖秩序的想法。小小的一座石城山，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你想显露出自己不俗的才华、美好的品质和远大的抱负，那会有众多的天神圣仙不能容你的，而上帝又一贯听从他们的意见。柳宗元的心里模糊，是他困惑的表现，古人迷信，特别是在遭受不幸时，更会把不可思议的事情归结到天上去。其实他不相信才是对的。但不管怎样，小石城山和柳宗元相似的际遇让他俩相遇确实是一件幸事，在那个时代相遇，在这个地方相遇，于是在大千世界上，在滚滚历史中，产生了一篇美文，也产生了一座美山。文是短小的，山是小巧的。

诗作寓意

这篇山水游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作者以小石城山的不被人赏识来喻自己。作者很耿直，很执着，他笔下的山也是如此。文如其人，山亦如其人。小山如此之美，却无人赏，但小山并不因无人赏而失掉自己的美。人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读文首先要研究作者的思想情感，学习作者的为人之道，做一个正直的、品德高尚的人。如此，才能将文章读透，对自己有所启发。如果只是就文章论文章，只是去研读文章的字词句等表面上的东西，那将会事倍功半，且永远达不到做学问的深度。

蒋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这里说的“六十岁”，指的是唐玄宗天宝中期（746—750）到唐宪宗元和初期（805—810）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繁，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朱泚叛乱等等，全国户口锐减，朝廷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使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尽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了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但这不过是欺骗百姓的手段，事实正如陆贽所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人民在重赋逼迫下逃往他乡，但悍吏仍不放过，“有流亡则摊出（由存留户共同负担），已重者愈重”。从这些情况来看，柳宗元“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段（1）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为下文埋下伏线，暗示了当时的世上还有比毒蛇更毒的东西，使读者产生了急切读下去的愿望。（2）这一段重在写毒蛇之“异”，从三个方面加以描绘：一是颜色之异，二是毒性之异，三是用途之异，可以用来治愈麻风、手脚、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因而皇帝发布命令，一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交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辞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示出来了。

第二段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个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异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蒋氏。先写蒋氏三代捕蛇之“利”，继而写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几死者数矣”一个“且曰”，将写“利”转为写“害”，再用蒋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实属无奈，字里行间，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来。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时，好心地提出了一个解脱危险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若”，表明“余”是面对面地与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切实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蒋氏的这番话态度同样恳切，语气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赋敛之毒更可怕。

这话怎么讲呢？蒋氏说了这几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住了六十几年了，亲眼见到同村人的遭遇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薄》上至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骚扰，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规定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危险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胁呢？即使现在因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犯？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将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听来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理解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评析：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本句翻译时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义和作用。

运用：（翻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授学业、解答疑难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评析：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师的职能作出了理论论证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实论证之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结尾，化繁为简，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运用：（翻译）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先有后，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过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作者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