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吴山图》是吴县百姓送给离任县令魏用晦的纪念品，其功用相当于众多已程式化的“去思碑”。但吴县百姓所送的《吴山图》却是礼轻情义重，因为它代表了老百姓对廉洁贤明县令的真情实感。对于作者归有光来说，吴县的山山水水实在太熟悉了，加之自己也曾在湖州府长兴县任过县令，因此，对《吴山图》的意义当有切身的感受，故下笔为文，随兴生发，侃侃而谈，毫无造作应酬之嫌。第一段作者不直接从《吴山图》说起，而是极写吴县的山川形胜，而这些自然景观本身又极富文化积淀，显示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二段先交待自己与《吴山图》主人的同年关系，再引出《吴山图》的故事，顺理成章地将一地的山川形胜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能之士联系起来，同时也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坚实的铺垫。第三段先从县令的贤与不贤对老百姓的关系说起，又用苏轼和韩琦的故事为例，说明贤能之官吏自然会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怀念。最后又上升到真正的贤者是“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最后一段称赏魏用晦是属于“不能自忘于其人”的贤者，“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全文结构巧妙，层次井然，抒情含蓄。作者紧扣官与民的关系来展开议论，同时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真可谓运思良苦。

本文选自《震川先生集》卷十五。沧浪亭，是苏州市的四大古名园之一。它原是五代广陵王钱元璙的池馆，又说是五代末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别墅。到北宋时，诗人苏舜钦购得，并临水筑亭，题为“沧浪亭”，园也因亭而得名。后来又屡易其主。南宋初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居，故又名韩园。由元至明为佛寺。本文就是归有光应僧人文瑛之请而作。它记述了沧浪亭的历代沿革、兴废，感慨于自太伯、虞仲以来的遗迹荡然无存，钱镠等以权势购筑的宫馆苑囿也成陈迹，只有苏子美的沧浪亭能长留天地间。从中悟及了读书人垂名于千载的特有原因。

徐渭（xú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体讽刺散文，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洗炼的笔墨记述了故事的经过，可说是全文的引子，作者先写柑子外表具有金玉之美，其中却如败絮之劣，在一优一劣而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发问，“将炫外以惑愚瞽也？”也自然而然地引出指责，“甚矣哉，为欺也！”作者在此突出一个“欺”字，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贯串始终的主线，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正是这个文眼，才引起卖柑者大段的深刻的议论。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通过卖柑人之口，揭露那些达官绅士欺世盗名的真相。文章的构思非常巧妙，“卖者笑曰”一个“笑”字用得很好，首先表现在后面的大段议论只是由一个小商贩在谈笑诙谐中说出，这就亲切又可信；其次表现了一个普通人对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的鄙视。小商贩的回答也是巧妙之极，用一句反问“而独不足子所乎？”它揭示面对“欺”道横行的社会，人们已经麻木。紧接着再用一个反问“而独我也乎？”这个反问比前一个反问更有份量，它既突出了言者对“欺”道横行社会的强烈憎恨，又使愤懑之词如流涌出。为证实自己的论点，卖柑者以排比句式，历数了行“大欺”的人。先用两个长排比句描写武将“洸洸乎干城之具”、文官“昂昂乎庙堂之器”，以之与柑子“烨然”外表相对照；接着又连用五个短排比句揭露其实质，原来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治军之众。为了更琳漓尽致地宣泄自己愤世嫉邪之情感，文章又用两个反问句进行反复揭露。反复揭露使卖柑者“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指责得有理，批评得有力。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尾，作者没有写自己如何慷慨激昂地响应卖柑者之言，却是“退而思其言”，这样既使文章形成一种跌宕美，也表明作者在深思熟虑之中品味其言的真谛所在，承认其言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篇文章由买卖一个坏了的柑橘的小事引起议论，假托卖柑者的一席话，以形象、贴切的比喻，揭示了当时盗贼蜂起，官吏贪污，法制败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冠冕堂皇、声威显赫的达官贵人们本质上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的人物，从而有利抨击了元末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还有社会当下的黑暗，抒发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感。

这是一篇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是讲“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唐诗），实际讲的是元代末年的种种腐败都是从前胡作非为恶性发展的结果。

全文纯系对话，一气呵成，可分三层。第一层是东陵侯就司马季主问卜，并述问卜之由。第二层是司马季主回答不必问卜，只要问自己就行了。第三层讲“昔”与“今”是因果相承的关系。

东陵侯在秦亡后沦为布衣，种瓜为生，东陵瓜闻名遐迩。可是这位老人也不甘寂寞，“久卧思起”，对自己的处境——终老牖下是否妥贴表示怀疑了。司马季主这位神卜先生，却不吹嘘自己的卜术何等灵验，首先来一通自我否定：鬼神因人而灵；蓍是枯草，龟是枯骨，人，才是灵于物的。强调“德”的作用，尤其是强调人的作用，在当时来讲是比较先进的思想，暗示了鬼神、天命、君上、卜筮皆不足信，不足恃，即“自断此生休问天”之意，这是刘基的进步思想，但这也是和儒家的人定胜天、民贵君轻等思想一脉相承的。

对话多用比喻，警辟生动，颇具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光彩。如：“蓄极则泄，閟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含有物极必反之意。又如：“天道何亲？唯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

“人灵于物者也。”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又如“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反映了事物的对立面。这些格言式的、精采的比喻，如珠玉生辉，接踵而至。一经拈出，就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样，成为人民的习用成语，流传至今。

在现代看来，这篇对话也是对当时统治者的一声警钟。一个国家，如果领导者不能居安思危，见微知著，转眼之间，歌楼舞馆必将变成碎瓦颓垣，琼蕤玉树，必将变成荒榛断梗，一切美好的东西，必将迅速腐败，不可收拾。到那时求神拜佛，求签问卜，都无济于事了。

《报刘一丈书》是答复刘一丈的一封书信。“刘一丈”，名介，字国珍，号墀石。“一”，表排行居长，即老大。“丈”，是对男性长辈的尊称。刘一丈，即一个名叫刘介的长者，排行老大。也是江苏兴化人，与宗臣家有世交，与宗臣父亲厚交40余年。因宗、刘两家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报刘一丈书》中，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真正表达了对刘一丈的深情厚意。《报刘一丈书》是一篇书信体优秀散文，全文四段，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第1自然段）是书信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客套话，作者以晚辈的身份、恭敬的口气，感谢刘一丈的来信、馈赠，并对其念及老父深表谢意。“数千里之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长者”，年纪大的长辈，指刘一丈。“馈遗”，指馈赠的礼物。“不才”，无才，自谦之词。（我在几千里外，常收到您的来信，以安慰我长久的思念之情，这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何况又承蒙你赠送我礼物，这样我更不知如何报答您了。）“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殷”，深厚的意思。“即”，由此可见。（您信中情谊十分深厚，由此可见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我也理解我父亲深深怀念您了）。这里清楚交待了宗臣老父亲与刘一丈的深厚情谊。正因如此关系密切，宗臣在信中才能对刘一丈无一保留地尽吐激愤。

第二部分

（第2、3、4自然段）是信的中心部分。作者针对刘一丈来信中“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八个字来发议论，引出自责，借题发挥，字字矢弊。

第2段，“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孚”，信用、融洽。“称”，符合，配得上。“上下相孚，才德称位”，是刘一丈在信中勉励、劝慰宗臣的话。（上下级互相信任，才与德与自己的地位符合。）刘一丈希望宗臣能上下相孚和称位，勉励宗臣做一个称职的好官，并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对此宗臣有深切的感受。（他谦虚地说，我的才能和品德与职位很不相称，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至于上下互不信任的毛病，我身上表现的就更为严重。）这里表面上是作者自责，实际上是为讽刺时弊预设伏笔。一涉及到这个问题，作者就不禁联想到官场的情况--奸臣当道，贪官满朝，谄媚之徒青云直上，正直之士仕途艰涩。这那里还谈得上“上下相孚”呢？于是文章很自然的由说自己“不孚”之病，转而为揭露官场的腐朽丑恶架起了桥梁。

第3段，揭露上下相孚的真相，这是全文重点。“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紧承上文。“且”，提携连词，相当于“再说”、“那么”。“何哉”，反诘嘲讽语气，表现作者不屑一谈，不吐不快的心情。他要把丑恶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让人们看看现在的所谓“上下相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文章对此没有空发议论，是用漫画形式勾画出官场现形图。作者以典型化的手法作了形象化的回答。作者描写了客求相公这一组镜头。“客”是下级，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小官僚。而作为上级的“相公”，又是喧赫一时的权相严嵩。通过“客求相公”的描写，作者揭示出了这上下互相信任的内幕实质。干谒求见的这一组镜头写的非常精彩。

第一个镜头写客见相公之难。先看下级求见时的丑恶姿态。有这么一个下级小官僚“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从早到晚打马奔走，恭候在权贵的门口。“策”，马鞭，这里作动词用，指鞭打。可是“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当守门人故意刁难不肯让他进去的时候，他便甜言蜜语装作女人的媚态，（可看出客者为个人仕途而不择手段）并把袖里藏着的银子偷偷地送给守门人，求守门人帮他一把。“袖”，名词作状语，在袖子中；“私”，偷偷地赠送。“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其实守门人得了他的贿赂拿他的名片进去通报了，主人也不会出来立即接见他。“即”，即使。“刺”，名片。“即”，立刻、马上。于是他只好“立厩中仆马之间”，任凭恶气侵袭衣襟，即使饥寒毒热不可忍，他也不肯离开。“抵暮，则前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把他折腾了一天，至到傍晚，那个先前得了贿赂的人才出来告诉他，相公今天累了，谢绝今天会客。请你明天再来吧。“暮”，晚上。到了第二天又不敢不来，他在家里心神不安“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通宵披衣坐着，一听鸡叫赶紧起来梳洗，再骑马赶去敲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反问修辞）？’”这个人已利令智昏，半夜三更去叫门，守门人大为关火，厉声问道：谁？他小声答道：昨天那个客人又来了。守门人更加怒气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勤快呢？那有相公这个时候出来见客的吗？

这里写到“相公倦，谢客矣”“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这里的“相公”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相公”是对宰相的尊称，作者在这里故意把权贵们说成“相公”，旨在巧妙地讽刺权奸—宰相严嵩。受到这番冷落，“客心耻之”，他心里也感到耻辱。“耻”，以……为羞耻。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达到目的“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他强忍着对守门人说：实在没有法子，您姑且放我进去吧！“亡”，通无。“姑容”，姑且。于是“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门者再次得了他所赠的银子，才起来放他进去。他“又立向所立厩中”，又站到他昨天站的马厩里。我们看，一个下级小官僚为了巴结大官吏，以图升官发迹，不得不厚颜无耻的买通把门官，先以甜言蜜词，后以袖内屯金，还要忍受冷遇和侮辱，“立厩中仆马之间”，尝饥寒毒热之苦，尽管碰壁而归，仍不罢休，继续坐而达旦，第二天鸡叫即起，继续走马抵门，门者再次刁难，他始而强忍，继则哀求，最后只得再行贿赂。既使得其进门，仍立厩中仆马之间。这里，作者以传神之笔，把那个下级小官僚的卑劣伎俩，丑恶灵魂刻画的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展示出一个封建社会上骄下臾的群丑图，这里把门者写得盛气凌人，怒呵怒斥；客者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其用意是：表现客者为求谒于主者自愿受之的丑态；也是映衬主者跋扈，不可一世）

第二个镜头写“客见相公”，请看权者召见时的卑鄙行径。经过两天的努力，两次贿赂，忍受了两次马棚之苦，终于感动了上帝。“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谢天谢地，幸亏主人出来，坐北朝南召见他，他诚惶诚恐地跑上前去爬在台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听得一声主人“进”，他连忙拜了几拜，仍爬在地下故意不起来，起来后马上奉上贿赂的银子。“主者故不受”，而主者故意推托，“则固请”，他就坚持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主人故意坚决不受，他就再三坚决请求。“故”，故意、含假装意。第一个“固”，坚持。第二个“固”，仍是坚持（故固不受，这是故意装出一付清高以遮盖他那贪财之心）。如此诚恳，盛情难却，主人这才“命吏纳之”，叫手下收了银子。他如释重负，大喜过旺，“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他忙又爬下再三拜谢，又故意迟迟不起来。他知道主人即已收下他的银子，一定帮他的忙，他能不感恩吗！“起则五六揖始出。”爬下作了五六个揖才慢慢起来。这段文字最富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南面召见”本是国君召见丞相，这里喻指奸相严嵩专权。那个小官僚听说召见，受宠若惊，立即故作恭谨惶恐之态“惊走”“匍匐”“再拜”“固请”“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步步推进，层层渲染，一个可卑可鄙的小丑形象如在目前，呼之欲出，令人忍隽不掬。更于权者，虽寥寥数字，但声威俱全，一览无余。他自恃为尊，金口难开，只一个字“进”，足见他骄横跋扈，赫赫威势。对“所上受金，故不受”，“故固不受”，故作姿态，虚伪奸诈，令人肉麻。

这段话描写刻画出“干谒者”和“权贵者”怎样的丑态？干谒者的丑态：极尽谄媚贿赂之能事；权贵者的丑态：极其贪得而故作清廉。

作者主要通过何种描写手法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是行为描写，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刻画人物的丑态。

文中连用了三个“故”字，四个“固”字，说明作者为什么反复使用这几个字及其艺术效果。“故”，是故意，虚情假意。“固”，是坚决。这两个字所包含的人的态度是矛盾对立的，作者放到一起，并反复使用，是为了强调“干谒者”和“权贵者”的坚决，实质都是极虚伪的。愈坚决就愈虚伪，愈要掩盖虚伪也就愈坚决，因而也就更显其虚伪，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们极其丑恶的心态。

第三个镜头写客见相公后的得意样子。那个小官僚被召见之后，如愿以偿，摇身一变又是一幅面孔。“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笑揖，大喜，奔出。”他出来对门人作揖道：幸蒙大官人照顾我，希望下次再来不要阻挡我。受门人向他还了一个礼，他便欣喜若狂地跑了出去。“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他骑在马上遇见相识的人，就扬起马鞭对人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很赏识我，很赏识我。并虚假地说了相公厚待的情况，即便是了解他底细的人，也在心里敬畏相公而厚待他了。“所交识”，所与交游熟识的人。“适”，刚才。“厚”，厚待、看重、赏识。相公因得了他的贿金“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相公稍微伺机跟人说一下，某人不错，某人不错！“闻者亦心计交赞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这话的人也都在心里盘算着一齐称赞他。这里“相公厚我，相公厚我！”“某也贤”“某也贤！”两个反复手法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把官僚的狐假虎威，奸相的信口雌黄，揭露的淋漓尽致。而那些势利之徒，鹦鹉学舌之状也不唯妙唯肖。文章至此顺势而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与这一段开头写奸者“所谓浮者何哉？”紧相呼应，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通过上门者、客者、权者三人丑态栩栩如生的刻画，十分形象的刻画了官场中十分黑暗。所谓“上下相孚”，只不过是上下勾结，欺世盗名的代名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长者谓仆能之乎？”（您老人家说我能够这样做吗？）这冷言一语，力发千钧，问的有力，表明作者不同流俗的态度和激愤之情。文章转为叙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向权贵们低头的作风。

第4段，写作者自己自恃高洁之权贵的品质。“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岁时”，一年的四时节令，指逢年过节。“伏腊”，指夏、冬祭祀的日子，指重要节日。（前面所说的权贵之家，除了逢年过节、伏腊祭祀递一张名帖以示祭祀外，常年不相往来。）从时间上说，在漫长的一年中，作者只有在夏天伏日、冬天腊日这些节日投上名片，以祭名节，整年都不登权贵之门，这和“客，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是一个对比。

“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偶尔经过他家门口，我则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加鞭催马快跑过去，好像有谁追赶似的。）“间”，间或，偶尔。“疾”，快、迅速地。从态度上说，作者见到或经过权者之门时，他捂着耳朵、闭着眼睛，急忙跑过去，这样的急速行走，表现了作者唯恐沾染上臭气的清高气节，和“客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惊走”匍匐阶下”，“大喜，奔出”这样的描写，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照。

“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唯守分尔矣！’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这就是我心胸狭隘的胸怀之处吧！，因此常常不被长官所喜欢，我却更加不理会这些。，不仅如此，而且还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安慰：“人生祸福，命中注定，我只有谨守本分就行了！”恐怕要讨厌我太过迂腐了吧？）运用了反问修辞。从结果上说，作者这种正直、清廉的作风，导致了“长不见悦于长吏”，权贵们的提拔那就更提不上了。但作者不以此畏矣。

这一段与上一段处处形成对照，作者把正邪、洁污、直曲区分的经纬分明，表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污浊现实的反抗态度，这在当时政治黑暗，士大夫不顾廉耻的情况下，那是难能可贵的。诘句“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意在言外，余味无穷。一则总结了所谓和当时的时尚是大相径庭。这诘句深刻揭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满怀作者的无限愤慨。

以上是第二部分，这是全文主体。作者借用刘一丈来信所写“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八个字，大加发挥，通过具体的形象真实地尽情地描绘了“客”鉆营拍马屁的丑态，并衬托了相公的淫威虚假。写的夸张形象，穷形尽现。写自己处处和时尚作对比，并以反诘句明确表现自己，不能“上下相孚”，写的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这些现实弊端和自己的现实，在内容上是一邪一正，风格上是一谐一庄，恰当的反映了现实中的两种风气及作者的鲜明态度。

在这封信中，作者借对方来信中提到的“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这句话展开议论，但整篇文章却只议论“上下相孚”一个方面，为什么？

刘一丈的来信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告诫作者。作者在回信中着重谈了“上下相孚”的看法，而没有谈“才德称位”，这是因为“上下相孚”和“才德称位”是互为因果的，是互相依存的，讲明当时社会根本不能“上下相孚”，才德不能称位也就不论自明了。抓住“上下相孚”一点来做文章，这是一种集中笔墨，切中要害的写法。

第三部分

（最后一个自然段）以劝慰之语作结，回应书信开头。“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家乡常受倭寇侵扰。“客子”，身在异乡之人，指作者本人。作者时刻思念着家乡，当然也时刻思念着刘一丈。“至于长者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则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你怀才而遭困顿，就更使我感到悲伤，天公赐给您博学多才，且莫说你自己愿轻易抛弃它，就是天意也不愿您轻易抛弃这些呀！希望你心情能够平静下来。）

这段话表明了几层意思？主要有三层：其一、客居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怀念；其二、对刘一丈抱才而困的不平和愤慨；其三、对刘一丈的劝慰，回应开头刘一丈对自己的关心。

说明这一部分和文章主题的关系？这段文字是全篇不可分割的部分，用刘一丈抱才而困的处境进一步揭露了“上下相孚”的虚伪性。

说明其在结构上的关系。回应文章开头，使首尾呼应，结构严谨。这并非一般客套话，仍然紧扣“上下相孚”这个中心。从上面所言，作者自己尚且“不见悦于长吏”，何况刘一丈这样德高学广之人呢？既是对他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也希望他能洗身持洁，以展抱负之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散文《报刘一丈书》有较高的思想性，它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批判性。作者敢冒政治的风险，以鲜明的立场和大无畏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严嵩，揭露官场中权者持骄纳贿，谒者拍马求宠的真实情态和丑恶本质，大胆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现象，把明代官场的丑恶内幕以及罪恶，予以淋漓尽致地描写，揭示了当时是怎样社会现象。我们说这书信不仅有揭露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文中所针对的虽然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社会现象，但是却启迪人们该如何对待不良社会风尚上做一些规律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思考呢？那就是启发我们要从品德和节操的高度去对待社会不良风气。在强大的恶劣社会风尚面前，要站稳脚步，坚守节操，保持品德的完美，不能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我们要相信是非曲直、功过，历史都会给予公允的评论。代表恶势力的严嵩，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但终究身败名裂；而品德高洁的宗臣为后人所传颂，这些都具有规律性。因此我们说这篇文章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古为鉴，可知新蒂。

总结

《报刘一丈书》这封信通过描绘官场的丑恶，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丑恶和当时社会的黑暗。文章紧紧围绕“上下相孚”“才德称位”两方面展开，但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对前者却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运用对比手法，形象地揭露了进谒者的奴颜婢膝、曲意逢迎和权贵的骄横跋扈、倨傲做作的丑态。文章在讽刺鞭挞丑恶的同时，也表达出作者不屑巴结权贵的正直态度和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