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嗟篇》乃曹植拟乐府旧题《苦寒行》之作，取句首“吁嗟”二字命篇，实际上是一首歌咏“转蓬”的咏物诗。“转蓬”属菊科植物，秋日花朵干枯，“遇风辄拔而旋（转）”（《埤雅》），与人们离乡漂泊的景况很相像，因此常被诗人所歌咏。曹操《却东西门行》，就曾以它的“随风远飘扬”，抒写过“何时返故乡”的感情。但曹植之瞩目于转蓬，却与他政治上的坎坷遭际有关。

“”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辞》多用之。《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

《仙人篇》，杂曲歌辞。这种游仙题材在曹植诗中为数不少，他其实不信神仙，只是借此排解自己受压抑的苦闷。《乐府广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揽六箸。”言人生如寄，当养羽翼，徘徊九天，以从韩终、王乔于天衢也。

这首诗主要写人生短促，应该及时建功立业，传名后世。在诗中曹植不但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很自信，也颇想在文学上一展自己的才华。

该篇诗人用周公赤心为国，竭忠尽智辅佐周武王周成王，结果仍遭流言毁谤，并被周成王所疑的历史故事，感叹自己尽心王室，志欲为国立功，不但心愿未遂，反而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不幸与无奈。诗人客观地吟咏历史，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万千感慨充溢其间。

该诗起句由《论语·子路》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化用而出，引出诗人“怨”的真实内涵是：“”这是全篇诗眼之所在。

接着，诗人用“周公佐成王”至“成王乃哀叹”十四句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表述诗眼，或者说运用历史事实，即通常说的例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天威不可干”的“干”，是冒犯之意。这句是诗人对“皇灵大动变”一事的直抒胸臆的评论：识忠奸颠倒易，教天理违物难。本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成王所疑，周公见毁与皇灵动变，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人事与天道的偶然巧合，却引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深刻哲理：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成王昏庸固然可恶，然而“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他能知错认错仍有可取之处，暗讽曹汉集团的当政者竟不及成王。

结尾“吾欲竟此曲”四句，又是诗的精彩之处：“竟”，终也。“悲且长”，意思是悲而情长，表示有倾诉不尽之意。本来，这四句是乐府歌辞中的套语，特别是“今日乐相乐”一句，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也有此句。无巧不成书，诗人在写作此诗结篇时，正遇魏明帝曹叡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别后莫相忘”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冀希明帝不要在分手之后又把诗人撇在脑后。在貌似轻松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理，从而使这首咏史政治诗一下子明显地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颇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之感。

该诗的前四句，“难”、“患”、“刊”押韵，后十二句，“言”、“连”、“寒”、“干”、“端”、“叹”等押韵，声调和谐，韵节响亮，从此诗中，曹植对于五言诗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见一斑。

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从汉献帝建安到魏文帝黄初年间？196-226？，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批身经乱离，目击苦难而又肯正视现实的诗人，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注入自己的真切感情。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反映战乱和人民苦难的篇什外，就是抒发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篇章。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曹操的《龟虽寿》和曹植的《白马篇》。如果说《龟虽寿》是一位“幽燕老将“的“壮士之歌“的话，那么《白马篇》则是一位英雄少年的“理想之歌“。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的形象。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生于乱世，自幼即随父四方征战，“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以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时代的这种召唤，加上为国家统一而南征北战的曹操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的熏陶，培养了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理想，铸成了他心中的既有爱国之德又有爱国之才的英雄形象。金代作家元好问说过，真实的诗篇应该是诗人的“心画心声“。可以说，《白马篇》就是曹植的“心画心声“，寄托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全诗共28句，我们不妨把它分为四层来理解。

开篇两句是第一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白色的战马，饰着金黄的笼头，直向西北飞驰而去。首句不写人而人却在其中。这里用的是借代和烘托的手法，以马指代人，以马的雄骏烘托人的英武。白马，在古人眼里，除具有能战善战，堪负重任的品格外，还象征着坚定、忠诚、奉献、牺牲。“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以白马来指代他理想中的少年英雄，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连翩西北驰“，显示了军情的紧急，创造出浓郁的战争气氛。

“借问谁家子“以下12句，是第二层。如上所述，诗一开头即写军情紧急，可是接下来却以“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的问答宕开，缓笔插入对这位白马英雄的描述，造成诗篇节奏上的一张一弛。幽并，指幽州和并州，是燕、赵故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诗中写这位白马英雄是“幽并游侠儿“，以见其根基不浅。古人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这位“少小去乡邑“的白马英雄却能久经征战而扬名边塞。何以如此？接着诗人便以饱蘸热忱的笔触描述英雄的精绝武艺：

宿昔秉良弓，木苦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宿昔秉良弓“，是说他早早晚晚弓箭不离手；“木苦矢何参差“，是形容他射出去的箭络绎不绝，纷纷疾驰。这两句是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苦练骑射技术的情景，说明他精深的武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下边接着即写他过硬的骑射技术：左右开弓，仰射俯射，或动或静，箭无虚发。敏捷胜过猿猴，勇猛好像虎豹和蛟龙。诗人以高度凝练的笔墨、铺陈描写的手法，生动形象而又集中概括地交待了这位英雄的不凡的来历和出众的本领。这就不仅回答了这位白马英雄是何等人物，他何以能“扬声沙漠垂“，而且为下边写他英雄事迹作了坚实的铺垫。“边城多紧急“以下6句，是第三层。从结构上讲，这里是紧承开头“连翩西北驰“的，这既是“西北驰“的原因，也是“西北驰“的继续。从内容上讲，这是把人物放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来塑造。“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边塞城邑多次报警告急，敌军骑兵频繁犯边。插着羽毛的紧急文告从北方传来，白马英雄立即催马登上防御工事。只用了4句20字，便写出了英雄急国家所急的侠肝义胆。在边塞紧急的关头，国家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立即奔赴前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是正面描写人物的英勇。“蹈“、“凌“二字有力地表现了他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从结构上讲，这两句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句，既是前段描写的自然归结，又是诱发下文议论的引言。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最后一层。意思是说，投身于刀锋剑刃的战场，岂能不置生死于度外？哪里还顾得上父母妻儿之情？既然编入壮士的名册，参加到军队的行列，心中就不能有什么私念，就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既是诗篇中主人翁的独白，又是诗人对英雄崇高精神世界的揭示和礼赞。就一般叙事诗来说，把诗中主人翁的本末事迹表达清楚也就够了，用不着再加议论。就本诗而言，这段议论是必不可少的。诵读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在层层的铺陈描述中，诗人心中的激情步步上升，到最后已是汹涌澎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得不一吐为快。这是诗人心声的自然流露。也正因如此，我们读来不只没有空泛之感，反觉句句真切，震撼心灵。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这说明他是很看重民歌的。《白马篇》就不离“街谈巷说“、“击辕之歌“的质朴，而又文彩斐然，从而形成了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清人方东树评论曹植的这篇诗说：“此诗奇警“，又说此篇“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所论极是。此诗不仅节奏张弛有致，篇章波澜起伏，令人奇警，语言也具有奇警的特色。例如，“木苦矢何参差“的“参差“，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词，本意是长短不齐。可是用在这里就平中见奇，普字生辉了，用来形容射出去的箭纷纷疾驰，络绎不绝，是再形象不过了，怕是难以找到比它更贴切的了。所谓“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是指篇末所颂扬的英雄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与屈原《国殇》篇末所歌颂的卫国英雄的“子魂魄兮为鬼雄“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爱国英雄的慷慨礼赞。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说，诗歌以感情为根本，以语言为苗叶，以声音为花朵，以思想为果实。曹植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满腔激情，又能从前人优秀的作品和民歌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因此才创造出“白马英雄“这个历久不衰的艺术形象。

《薤露》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薤露》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诗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因此，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正因为此诗实录当时事实并由诗人直抒胸臆，故全诗用了简洁明了的白描手法，无意于词句的雕凿粉饰，而以明快有力的语言出之，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四句，明白如话，一气直下，将关东之师初起时的声势与正义刻画殆尽，自己的爱憎也于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又如“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等语描写联军将领的各怀私心，逡巡不前，可谓入木三分。对于袁绍等军阀的讥刺与抨击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表现的，起先称之为“义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阳”，意在恢复汉祚，然自“踌躇而雁行”已逗出其军心不齐和怯懦畏战的弊端。然后写其各为势利而争、发展到自相残杀,最后点明其称帝野心，可谓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语言写来，令人感到诗人抑捺不住的真实感情，而军阀懦弱而丑恶的嘴脸已跃然纸上。至于诗人感情的强烈，也完全由明畅的语言冲口而出，如写白骨蔽野，千里无人，都以直陈其事的方式说出，最后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出胸臆，无一丝造作之意，可视为诗人心声的自然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