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岗。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衡轭通：衡扼)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慇懃。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髪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后汉书·董祀妻传》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机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象的真实写照。蔡文姬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掠掳西去的。

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辛源于被掳。她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冰霜凛凛”、“原野萧条”、“流水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徙，住在临时用草筏、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遇，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