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君、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这首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遭际和名垂千载的功业，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它不同于一般古代诗人词客种笼统空泛的咏史作品，而是一个政治家鉴古论今的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这正是本篇的巧妙之处。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白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佳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佳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佳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因为友人军职升迁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此词全无哀婉伤感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的赞扬与鼓励，只是最后提醒友人不要忘记知音好友，一点即止。

上片写战争过去，人们的战争，敌情观念薄弱了，“髭胡膏血”都被汉水洗净了，这是一句反义用语，道出了作者心里的不平。接着用“人尽说”回忆王君的“归时英烈”。下片的过片与上片的开头遥相照应。既然没有战争了，刀剑就应入库了。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前两句由友人写到自己，以战国时的冯谖为喻，表达作者勇无所施、报国无门的愤懑。后两句表达自己对送行友人的歉意，言自己无物可送，只能用杯子之酒为别去的朋友送行。

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汉坛”，汉高祖刘邦曾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这两句言朋友官职地位之重，言外之意，朋友处此重位，定能像当年的韩信一样一展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立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两句承上，前句用东汉马援之典。后句化用枚乘《七发》中“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语句，是说贪恋女色，必当自残生命。词人认为男儿应当立誓以马革裹尸死在沙场而还，至于那些沉溺酒色自戕生命之行再也休提，以此激励友人要以杀敌报国为务，勿沉溺于男女私情而堕了青云之志。

但从今，记取楚台风，庾台月。——引用战国宋玉和东晋庾亮的典故。以此劝诫友人：不要忘记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全词激昂沉郁，愤懑与不平隐含在曲折之中。

第一首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夕阳落照之下，当年金碧辉煌的皇帝行宫已被荒草重重遮掩，残状不忍目睹。不忍目睹却又不忍离去，因为它是百年故国的遗迹，大宋政权的象征，看到她，就好像看到了为之效命的亲人，看到了为之奔走的君王。“草合离宫”与“孤云漂泊”相对，则道出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不幸，染下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的情理基调。“转夕晖”之“转”字用得更是精妙到位，尽显状元宰相的艺术风采：先是用夕阳渐渐西斜、渐渐下落之“动”反衬诗人久久凝望、久久沉思之“静”，进而与“孤云飘泊复何依”相照应，引发出诗人万里长江般的无限悲恨，无限怅惘。一个处境悲凉空怀“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复国壮志的爱国者的形象随之跃然纸上。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山河依旧，可短短的四年间，城郭面目全非，人民多已不见。“元无异”“半已非”巨大反差的设置，揭露出战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出诗人心系天下兴亡、情关百姓疾苦的赤子胸怀，将诗作的基调进一步渲染，使诗作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满地芦花”犹如遍地哀鸿，他们之所以白花如发和我一样苍老，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深深埋着说不尽的国破恨、家亡仇、飘离苦。原来王谢豪门世家风光不再，燕子尚可“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老百姓亡的亡，逃的逃，燕子们也是巢毁窝坏，到哪里去安身呢？拟人化的传神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诗人在哭，整个金陵也在哭，亦使悲凉凄惨的诗人自身形象更加饱满。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尽管整个金陵城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我也不愿离她而去，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挚爱。但元军不让我在此久留，肉体留不下，就让我的忠魂化作啼血不止、怀乡不已的杜鹃鸟归来伴陪您吧。此联与诗人《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谓是异曲同工，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诗人视死如归、以死报国的坚强决心。

第二首

“万里金瓯失壮图，衮衣颠倒落泥涂。”头两句从宋高宗当年的行宫，写到此时亡国的现实，连德祐皇帝（即宋端宗）也向元朝下拜称臣了。

“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颔下须。”从德祐皇帝写到小皇帝昺，两句分写皇帝的一降一死，概括地反映了南宋亡国的悲惨。

“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两句化用杜甫“老去悲秋强自宽”诗意，进一步写出了自己国亡家破的孤寂危苦的心情。

“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最后，作者告诫自己，要为后世作出榜样。的确，四年后，诗人受尽种种折磨和苦难，战胜种种诱惑和威胁，从容就义，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宝库中谱写了一曲永远鼓舞中华儿女的悲壮之歌、正气之歌。

这首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遭际和名垂千载的功业，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它不同于一般古代诗人词客种笼统空泛的咏史作品，而是一个政治家鉴古论今的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这正是本篇的巧妙之处。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因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出，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末，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