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作。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此段由赋赤壁的自然景物，转而赋赤壁的历史古迹。主人以“何为其然也”设问，客人以赤壁的历史古迹作答，文理转折自然。但文章并不是直陈其事，而是连用了两个问句。首先以曹操的《短歌行》问道：“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又以眼前的山川形胜问道：“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两次发问使文章又泛起波澜。接着，追述了曹操破荆州、迫使刘琮投降的往事。当年，浩浩荡荡的曹军从江陵沿江而下，战船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曹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槊赋诗，可谓“一世之雄”。如今他在哪里呢？曹操这类英雄人物，也只是显赫一时，何况是自己，因而如今只能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羡慕江水的长流不息，希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在。但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才把悲伤愁苦“托遗响于悲风”，通过箫声传达出来。客的回答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消极的人生观，这是苏轼借客人之口流露出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第五段，写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照应开头，极写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这篇文章通过记叙作者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说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必须“目见耳闻”，切忌主观臆断的道理。一共三段。

第一段提出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两种说法，以及对这两种说法的怀疑。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引《水经》上的话，交代石钟山的处所，紧扣题目，点出石钟山，引起下文。第二层，提出郦道元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说法，点明人们对此说法的怀疑态度，用钟磬置水中不能发声的情况对郦说质疑，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正因为对郦说“人常疑之”，才引起后人的异议，这就由郦道元的说法导出唐人李渤的说法。第三层，提出李渤的说法并质疑。李渤也在“人常疑之”的“人”之列，于是就有他“访其遗踪”的行动。他亲“访”遗踪，亲“扣”其石，亲“聆”其声，理应无疑。作者表明自己对李渤的怀疑，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说明扣石发声之说难以置信。对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相提并论的，但实际上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的。对两说的分别怀疑，提法上也有所不同：用“人常疑之”，说明人们对郦说的疑惑，这里的“人”是否包括作者，没有明说，这是一种客观记叙，作者没有轻率地判断郦说的是非；用“余尤疑之”，强调自己对李说的否定，这里的“余”字，就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李说的态度。对郦说“人常疑之”和对李说“余尤疑之”，这两疑引出作者探访石钟山的行动，为第二段的“固笑而不信”和夜游石钟山，以及结尾的一“叹”一“笑”，一“简”一“陋”作铺垫。

第二段记叙实地考察石钟山，得以探明其名由来的经过。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元丰七年······得观所谓石钟者”），点明探访石钟山的时间、同行者和缘由。因为对石钟山得名由来已存“疑”念，所以作者乘自己赴任临汝并送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之便，顺道考察石钟山，正好借此释疑。这一层紧承上文。第二层（“寺僧使小童持斧······余固笑而不信也”），写访问寺僧。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发声，表明他们相信李渤的说法，也说明李渤的说法影响很大。这一段回应李说，“择其一二而扣之”，“因笑而不信”，分别照应第一段的“扣而聆之”，“余尤疑之”。寺僧的做法既然不能使人满意，就有了作者下面月夜考察的行动。第三层（“至莫夜月明······古之人不余欺也”），写月夜考察游石钟山的经过。先交代探访石钟山的时间是“莫夜月明”时分，同游者是长子苏迈，方式是“乘小舟”，地点是“绝壁下”。然后写绝壁下的情景：看见的是“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的大石；听到的是“云霄间”鹘鸟的“磔磔”的惊叫声，以及“山谷中”鹳鹤像老人边咳边笑的怪叫声。描绘出一幅阴森可怖冷清凄厉的石钟山夜景，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形有声，十分逼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段描写着力渲染阴森可怖的环境气氛，烘托出亲身探访的不易，为下文批评“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伏笔。转而写作者在“心动欲还”的时候，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使“舟人大恐”，而作者却被吸引了。他“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查明了发出“噌吰”之声的原因。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下面又起波澜。作者在“舟回至两山间”的时候，发现入港处有“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与风声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这里的“回”不是“返回”的意思，而是“掉转”的意思。“舟回至两山间”，不是船返回到两山中间，而是船掉头转行至两山之间。作者对两处声音的考察，极为细致深入，处处印证了首段的郦说：“微波入焉”和“与风水相吞吐”，分别照应“微风鼓浪”；“山下皆石穴罅······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和“大石当中流······空中而多窍”，分别照应“水石相激”；“噌吰如钟鼓不绝”和“窾坎镗鞳之声”，分别照应“声如洪钟”。这就不仅证实了郦说，而且以详补“简”，为末段叹郦说之“简”作好铺垫。最后写作者对苏迈的谈话。“因笑谓迈曰”的“笑”不同于前面“笑而不信”的“笑”。前者是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笑，这里是释疑后轻松愉快的笑，表现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兴奋。作者在谈话中将两种声音与“周景王之无射”和“魏庄子之歌钟”相联系，肯定自己的考察结果，点出以钟名山命名的缘由。又以“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郦道元的说法，言语之间生动地显现了作者的确信和欣喜。在这一段，作者以自己的目见耳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说法，进一步否定了李渤的说法，为末段的议论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三段写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感想，表明写作意图。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说正确说法不能流传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是说郦道元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言之不详”，致使“人常疑之”，得不到人们的承认；二是士大夫不做实地考察，“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三是“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不能言”是说不能为文，并非不能说话。郦说失之于不详，士大夫能为文而“莫能知”，“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为文，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由来在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然后用“而”字转到另一方面：“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是说李渤之类的“陋者”，主观臆断，“自以为得其实”，这是得以有李渤的错误说法和后人以讹传讹的原因。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笑李渤之陋”是否定李渤的观点，并讥笑其浅陋。这就表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

这篇文章将议论和叙述相结合，通过夜游石钟山的实地考查，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了分析批评，提出了事不目见耳闻不能臆断其有无的论断，表现了作者注重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富有教育意义。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

前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本文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之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之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之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之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之姿。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之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

《赤壁赋》分前后两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文章通过同—地点(赤壁)，同一方式(月夜泛舟饮酒)，同—题材(大江高山清风明月)，反映了不同的时令季节，描绘了不同的大自然景色，抒发了不同的情趣，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真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都给人以壮阔而自然的美的享受。

全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之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之景与踏月之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之情、忧惧之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之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文中写苏子独自登山的情景，真是“句句如画、字字似诗“，通过夸张与渲染，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描写江山胜景，色泽鲜明，带有作者个人真挚的感情。巧用排比与对仗，又增添了文字的音乐感。读起来更增一分情趣。但总的来说，后赋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前赋。神秘色彩，消沉情绪与“赋“味较淡、“文“气稍浓恐怕是逊色于前篇的主要原因。

《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之时，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积郁难消的苦闷之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者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之心。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

前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本文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之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之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之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之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之姿。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之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

《赤壁赋》分前后两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文章通过同—地点(赤壁)，同一方式(月夜泛舟饮酒)，同—题材(大江高山清风明月)，反映了不同的时令季节，描绘了不同的大自然景色，抒发了不同的情趣，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真是同工异曲，各有千秋。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都给人以壮阔而自然的美的享受。

全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泛游之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之景与踏月之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节外生枝“地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层次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之情、忧惧之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之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层，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文中写苏子独自登山的情景，真是“句句如画、字字似诗“，通过夸张与渲染，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描写江山胜景，色泽鲜明，带有作者个人真挚的感情。巧用排比与对仗，又增添了文字的音乐感。读起来更增一分情趣。但总的来说，后赋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及前赋。神秘色彩，消沉情绪与“赋“味较淡、“文“气稍浓恐怕是逊色于前篇的主要原因。

《后赤壁赋》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之时，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不仅让我们感到了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文中的孤鹤形象更能够让我们感到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孤鹤历来便是道家的神物。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以表达自己那种高贵幽雅、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心境，更表现了那种超越现实的痛苦遗世的精神。那我们就看看他在《后赤壁赋》中是如何将孤鹤的孤独、寂寞、高贵、幽雅、超凡脱俗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山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积郁难消的苦闷之情。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孤鹤在苏轼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者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渲染内心弃世的幽情，孤鹤的形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轼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东来的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鸣的鹤是孤独的，它可以蔚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之心。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新化。苏轼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关，余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糅合在诗化境界中。山形与鹤形，使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谙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了对应。通观全文，在我们的眼前自然就展现出了好一幅“水月禅境、山鹤幽鸣”的美景图！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bēi)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最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但思想性较差，消极避世，不鼓励人进取。

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作。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此段由赋赤壁的自然景物，转而赋赤壁的历史古迹。主人以“何为其然也”设问，客人以赤壁的历史古迹作答，文理转折自然。但文章并不是直陈其事，而是连用了两个问句。首先以曹操的《短歌行》问道：“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又以眼前的山川形胜问道：“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两次发问使文章又泛起波澜。接着，追述了曹操破荆州、迫使刘琮投降的往事。当年，浩浩荡荡的曹军从江陵沿江而下，战船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曹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槊赋诗，可谓“一世之雄”。如今他在哪里呢？曹操这类英雄人物，也只是显赫一时，何况是自己，因而如今只能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羡慕江水的长流不息，希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在。但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才把悲伤愁苦“托遗响于悲风”，通过箫声传达出来。客的回答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消极的人生观，这是苏轼借客人之口流露出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第五段，写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照应开头，极写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