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为怀古而作，所以首先提出与公安县有历史关系的两个古人——吕蒙和刘备。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战争结束，“周瑜为南郡（汉置，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满刺州数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刘备“借剃州”不还，孙权便要用武力夺取，任其事者为吕蒙。吕蒙趁蜀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南郡。事后，孙权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也治公安。这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早就过去了。如今只剩得“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营已不在，只有遗址，所以说是“野旷”；城在江边，所以说是“江深”。这是首联，是写“古”。

下面接着写景：“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这副颔联，上句写时，下句写地。这时正是冬天，夜长昼短，才见旭日东升，忽又夕阳西下，好象有人催着似的。“催”字用得好，极见作者炼字功夫。诗人这时正坐在江边的小船上，面对风急天高、波涛汹涌的景色，不禁感慨系之。“与云平”，极言浪高。杜诗《秋兴八首》之一有句云：“江间波浪兼天涌”。清人钱谦益笺注：“江间汹涌，则上接风云。”这也可以作为“波浪与云平”的注脚。颈联“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是承首联的：上句指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下句指吕蒙擒关羽的战功。首联说的是“古”，此联说的是“怀”，说古处接“景”（寒天、风浪），说怀处接“情”：所以尾联写出了“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两句。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中的情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思古之幽情”。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非同等闲。刘备三顾茅庐，孔明隆中决策。刘备临终时，托诸葛亮以后事。其次是“讽今之隐情”。唐代的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像吕蒙那样的名将，可惜他们不遇明主。唐代宗宠信鱼朝恩、程元振，李、郭同受其害。所以他们虽然都有“飞腾战伐”之名，仍然不能取得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诗人引以为恨的。由吊古伤今而托古讽今，这首诗的弦外之音是可以想见的。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读者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诗人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诗人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的意思。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个“纡”字，突出诸葛亮委屈地处在偏僻的地方，经世怀抱只能算“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也只不过是“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是议论中高于其他诗人之处。

诗人联想起诸葛亮超人的才智和胆略，如同见到了他那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方面是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说：“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说：这一评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读者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所以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得挂齿。诗句写得这样曲折跌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这首诗通篇议论但不空泛，句句含情，层层蓄势，到诗的尾联达到高潮：“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束于这里的最强音上。

第四首咏怀的是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永安宫。诗人称颂了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

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

此诗通过先主庙和武侯祠邻近的描写，进而赞颂刘备、诸葛亮君臣际遇、同心一体，含有作者自己论事被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的感慨。在艺术描写上和前几首又有所不同。全诗平淡自然，写景状物形象明朗，以咏古迹为主而隐含咏怀。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这是组诗《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诗人有感于王昭君的遭遇。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同时表现了昭君对故国的思念与怨恨，并赞美了昭君虽死，魂魄还要归来的精神，从中寄托了诗人自己身世及爱国之情。全诗叙事明确，形象突出，寓意深刻。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这首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而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也与这个意思相接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读者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诗人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这句诗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略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略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咏梅名作《疏影》里曾经把杜甫这句诗从形象上进一步丰富提高：“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这里写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而不是长安的汉宫，特别动人。月夜归来的昭君幽灵，经过提炼，化身成为芬芳缟素的梅花，想象更是幽美。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代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代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前面提到，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青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诗人就是要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她。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他的身世家国之情的。杜甫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像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他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古典诗歌中常以问答起句，突出感情的起伏不平。这首诗的首联也是如此。“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问一答，一开始就形成浓重的感情氛围，笼罩全篇。上句“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何处寻”，不疑而问，加强语势，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诸葛亮在历史上颇受人民爱戴，尤其在四川成都，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寻”字之妙在于它刻画出诗人那追慕先贤的执著感情和虔诚造谒的悠悠我思。下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出诗人凭吊的是成都郊外的武侯祠。这里柏树成荫，高大茂密，呈现出一派静谧肃穆的气氛。柏树生命长久，常年不凋，高大挺拔，有象征意义，常被用作祠庙中的观赏树木。作者抓住武侯祠的这一景物，展现出柏树那伟岸、葱郁、苍劲、朴质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精神，不禁肃然起敬。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只只黄莺，在林叶之间穿行，发出宛转清脆的叫声。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第三联浓墨重彩，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出山之前，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指出诸葛亮在当时就能预见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并为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统一国家之策，足见其济世雄才。下句写出山之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颂扬他为国呕心沥血的耿耿忠心。两句十四个字，将人们带到战乱不已的三国时代，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划出一位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怀古为了伤今。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使诗人忧心如焚。他渴望能有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正是这种忧国思想凝聚成诗人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诗人寄托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

诗的最后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悲剧性结局无疑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

首联提挈全篇，“万方多难”，是全诗写景抒情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时候，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然繁花触目，诗人却为国家的灾难重重而忧愁，伤感，更加黯然心伤。花伤客心，以乐景写哀情，和“感时花溅泪”（《春望》）一样，同是反衬手法。在行文上，先写诗人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是由于万方多难的缘故，因果倒装，起势突兀；“登临”二字，则以高屋建瓴之势，领起下面的种种观感。

颔联从诗人登楼所见的自然山水描述山河壮观，“锦江”、“玉垒”是登楼所见。诗人凭楼远望，锦江流水挟着蓬勃的春色从天地的边际汹涌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飘忽起灭，正像古今世势的风云变幻，诗人联想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上句向空间开拓视野，下句就时间驰骋遐思，天高地迥，古往今来，形成一个阔大悠远、囊括宇宙的境界，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而且，登高临远，视通八方，独向西北前线游目骋怀，也透露诗人忧国忧民的无限心事。

颈联议论天下大势，“朝廷”、“寇盗”，是诗人登楼所想。北极，星名，居北天正中，这里象征大唐政权。上句“终不改”，反承第四句的“变古今”，是从前一年吐蕃攻陷京城、代宗不久复辟一事而来，意思是说大唐帝国气运久远；下句“寇盗”“相侵”，进一步说明第二句的“万方多难”，针对吐蕃的觊觎寄语相告：“莫再徒劳无益地前来侵扰！”词严义正，浩气凛然，在如焚的焦虑之中透着坚定的信念。

尾联咏怀古迹，讽喻当朝昏君，寄托诗人的个人怀抱。后主，指蜀汉刘禅，宠信宦官，终于亡国；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梁甫吟》是诸葛亮遇刘备前喜欢诵读的乐府诗篇，用来比喻这首《登楼》，含有对诸葛武侯的仰慕之意。诗人伫立楼头，徘徊沉吟，很快日已西落，在苍茫的暮色中，城南先主庙、后主祠依稀可见。想到后主刘禅，诗人不禁喟然而叹：“可怜那亡国昏君，竟也配和诸葛武侯一样，专居祠庙，歆享后人香火！”这是以刘禅比喻唐代宗李豫。李豫重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造成国事维艰、吐蕃入侵的局面，同刘禅信任黄皓而亡国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诗人生活的时代只有刘后主那样的昏君，却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贤相。而诗人自己，空怀济世之心，苦无献身之路，万里他乡，高楼落日，忧虑满怀，却只能靠吟诗来聊以自遣。

全诗即景抒怀，写山川联系着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谈人事又借助自然界的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融自然景象、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语壮境阔，寄意深远，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稳，颈联为流水对，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语言上，特别工于各句（末句例外）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田，一字双关，引发读者作联翩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于”，是“始终”，也是“终久”；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而使六句的“莫”字充满令寇盗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示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只有末句，炼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如此”的意思，抒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相呼应。

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首句的“近”字和末句的“暮”字在诗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近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相配合，便使诗的境界阔大雄浑而无豁落空洞的遗憾。

历代诗家对于此诗评价极高。清人浦起龙评论说：“声宏势阔，自然杰作。”（《读杜心解》卷四）沈德潜更为推崇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唐诗别裁》卷十三）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这两句写诗人瞻仰武侯庙所看到的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上句写庙。诗中“丹青”，指庙中的壁画；“落”，剥落、脱落。从“遗”字和“落”字可想而知，前来祭拜的人很少。想当年诸葛亮为蜀汉的创建和巩固，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而诸葛亮的遗庙竟是这样的景象，诗人顿生感慨。再看下句，诗人站在武侯庙放眼四望，周遭环境也是如此的空寂和荒凉。“空山”，指白帝山。诗人用一个“空”字，似乎是说这山上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说明人迹稀少；一个“长”字，说明草木无忧无顾地生长，倒很茂盛，进一步反衬出武侯庙位于一片荒山野草之中，是多么的令人感伤！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这两句由武侯庙写到诸葛亮，对诸葛亮的出山辅佐刘备以及后主，赞叹有加。诗人似乎还能听到诸葛亮作《出师表》辞别后主的声音，可他壮志未酬，病死军中，在也无法功成身退，回到故地南阳啊。上句“犹闻辞后主”，“辞后主”，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出兵汉中，实行伐魏，临行上《出师表》，向后主刘禅辞行，告诫后主要亲君子，远小人，表明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下句“不复卧南阳”是上句的继续，由于诸葛亮将一生献给蜀汉事业，在也不能回到他的躬耕之地南阳了。“南阳”，郡名，诸葛亮曾躬耕于此。“不复”二字，既写出了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将一生献给蜀汉事业的伟大功业和奋斗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赞叹之情和无法功成身退返故乡的惋惜之情。

这首诗虚实相生，融情于景。诗的前两句写武侯庙的荒凉破败，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也为后两句的抒怀作铺垫；后两句触景生情，感叹诸葛亮大业未成，而长眠他乡，诚如诗人在《蜀相》诗中所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