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亡斧者》讲述的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他看到那人走路的样子，是偷斧子的；看那人脸上的神色，是偷斧子的；听他的言谈话语，是偷斧子的；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人。不久，他挖掘那山谷（土地时）却找到了自己的斧子。第二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就觉得他行为、表情、动作，都不像偷斧子的人。

这则寓言说明，主观成见，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人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必然歪曲原来客观事物的原貌。准确的判断来源于对客观事实的调查，而不是主观的猜想。

不要多疑，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摆正自己的心态。

不要随便猜疑别人。

文种与申胥的分析不谋而合，利害相关，明若观火。吴王夫差由于不用申胥而亡国，越王勾践由于用了文种而灭吴称霸。说明能否虚心采纳下属的正确意见，是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大事。

读了这个故事，很让我们疑心，这是否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为伍员，也就是伍子胥，真的是料事如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竟然就在二十年后灭掉了吴国，应了伍子胥的预言。当然，这个故事没有造假，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样我们的确要佩服伍子胥的眼光和头脑了。他是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理性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他识破了越国在兵临城下之时媾和来保存实力的意图，援引历史教训来告诉吴王夫差，却未被采纳。

这又一次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发展虽然不是重复循环的，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确乎要栽大跟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的“少康中兴”，就是一面镜子。国家虽然亡了，但留下了复仇的种子，为日后的复兴提供了火种。星星之光，可以燎原。少康就真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灭掉仇敌，光复了祖先的业绩。

教训之二，是对陷入困境的“穷寇”，要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消灭，不留任何祸根，不时敌手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也就是要灭掉“种子”。还是毛主席英明，他老人家早就手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先生也极力倡导通打“落水狗”的精神，即使狗儿落入水中做出哀求的可怜状，也要通打之，否则，它一旦爬上岸来，又会咬人的。古人也总结过不能纵虎归山，要不然会遗害无穷。从这个方面来说，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实在是养虎遗患，玩火以至自焚。

教训之三，从越王勾践的角度说，在明知对手强大时，及时的表示屈服，要求媾和，以便保存实力，另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是迫不得已最好的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勾践不愧为识时务者，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甘拜下风，屈居人下，以屈求神，保住了复仇的种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教训之四，要有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的毅力，事业终将成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勾践大概是牢记住了这一点，并且再退一步，加上十年，用两倍的时间来为复仇作准备。这个过程也够漫长的，其中的屈辱辛酸，非局外人所能体验。以国君的身份，卧薪尝胆，这要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之中，人的精神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可能，随时都可能因挫折而彻底的放弃希望和努力。但是勾践坚持下来了。因此我们也要敬佩勾践，佩服他的坚韧不拔地向目标挺进的毅力。

齐庄公为了偷女人而被杀，死得下贱。晏子既不为他而死，也不因他而逃亡；在他看来，无论国君和臣子，都应为国家负责。如果国君失职，臣子就不必为他尽忠。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文章三问三答，答中有反问，最后归结到“社稷”二字，波澜起伏，论旨鲜明。

郑庄公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在纷争多变的国际争斗中，郑庄公通谋略，精权变，善外交，将郑国经营的显赫一时。追求强势人生，郑庄公的一生无疑是强势的，因此他成了春秋霸主。同时他又是知礼的，因此他重用高渠弥，最终导致了郑国国势由盛转衰，令人唏嘘。不管如何，强势人生的观念值得推崇，活一天就要进取一天。

春秋时期，与郑国毗邻的地区有个中原之中的小国，叫做许国。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属于五等诸侯男爵。相传许国与齐国共一个祖先，都是上古尧舜时期的四岳伯夷之后，许国的始祖为许文叔。

平王东迁，许国也是坚定的拥立者之一，因而东周初年，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然而，好景不长。自东周迁都以来，王室势颓，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家常便饭，诸侯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更遑论其座下的犬马小国。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虎狼环伺，豪强林立，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只好依附列强，夹缝求生，比如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但是即便如此，北方的郑国仍然对许国虎视眈眈。

郑国的国君名叫寤生，寤生又号郑庄公，郑庄公乃是著名的春秋一小霸。同时郑庄公也可谓春秋时期最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东周初年，他便借周平王东迁之机，一度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接下来郑国把自己的战略打击目标定为许国，弱小的许国，很快就沦落成为郑国欲与吞食的一块肥肉。

这篇古文记载的正是郑庄公攻克许都之后，对留守许地的臣子所作的两次训戒，这篇训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这段戒饬之词实在是不难看出，郑庄公其人之精明能干，以及他为政的深谋远虑。

历史上历来对郑庄公的评价莫衷一是，不过后来的许多正人君子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无不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数的。而遵行礼制，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巩固社稷，更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不守法度就讨伐它，伏罪之后就饶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人处事，尽可能的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晋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晋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晋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日”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